（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我有个习惯，不论去哪个城市，都会去一两家书店走走看看。记得那年去广州讲课，我蹬着自行车去了一个商场，那里面有一家很大的书店，有两层，我就在那里看书，因为有十几册有关广东“非遗”的书籍，正是我所爱。中午在书店的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点儿点心，继续沉浸在书的世界里。走出书店时，突然有了一种创作冲动，回来以后写了一部小说《修旧如旧》，讲的是修复古籍书的“非遗”技艺的故事。书店是极容易出小说的地方，有人读书，就有了文学的气场。很多著名作家都是在书店写了长篇巨著，因而书店也跟着出了名。我去葡萄牙波尔图，迫不及待地到了百年老书店莱罗书店，据传那其启发了《哈利·波特》的场景创作。很多做书店的人都是有着强烈的文学情结的，喜欢去书店的人也多是爱好文学的。我在天津水上公园附近的一家书店买过不少书，也有时是在那里静悄悄地阅读。我阅读小说的范围比较广泛，大量的阅读后有了一定的信息积累，对当前全国各类题材小说创作的基本现状或者说大体走向略有了解，获取到不少信息。

　　这十多年来，小说的创作多以故事为主，写实风格几乎成了一个主流。现在小说的创作范围好像有越来越窄的趋势，写着写着就跑到了一起，少了天南地北的差异，少了山山水水的区别。大家都在写故事，写得虽然好看了，但是差异却越变越小。其实社会的空间很大，很广泛，也很精彩。但是我们的小说创作似乎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我听到不少作家凑在一起都在诉苦，说现在的小说怎么越来越不好写了呢？这个“不好写了”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小说创作如何能生动地反映现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我读了梁晓声的《人世间》以后，觉得有一种触动，就是小说的“笔触”应该在人的心灵里，让人物去跟着时代一起前行。现在的一些刊物也好，出的书也罢，衡量的标准大都是小说是否好看。市场这一剪刀剪完之后，从书商到期刊的编辑们，在选择稿件和要求作家写作的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往往要求往写实上发展，朝好看的方向去创作。因为故事编好看了，编得打动人了，读者就喜欢看，出版社和刊物也就“好看”了。以前是创作带着市场走，而前一阵子一个知名的电影导演跟我讲，说以前他是在文学圈里找电影剧本，因为这样的剧本有很深的文学根基，而现在是“文学”来找他们。有不少作家的作品发表后稍微变化一下就成了剧本，我一位作家朋友直言不讳地和我说过，他就是照着剧本写小说的。

　　十年前，我到湖南，跟几位当地作家交流文学创作，湖南的文学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已经有了“湘军”的旗号。大家在会上都谈到，现在小说越来越不好写了，而且题材常常撞车。大家说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谁写什么都是有很强的地域性的，即便是写抗日战争，也是有《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红旗谱》《荷花淀》等，各有特色和风格。改革开放以来的小说创作也曾是百花灿烂的，蒋子龙的工厂小说，冯骥才的历史小说，刘心武的校园小说，汪曾祺的诗化小说，陆文夫的美食小说等，都在各自领域里凸显着自己的特色，形成了一种个性化的小说，而且题材和内容都很丰富。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正如金宇澄写的《繁花》似的，好像一个万花筒，一转一个颜色一个图案。也确实，现在的社会生活斑斓夺目，你听到的故事可能是写都写不出来。我接触的朋友比较多，经常听他们讲各种故事，曾经就听过一个缉毒警察的故事，让我瞠目结舌，真是比你想象的要精彩、要曲折。后来我把他的故事写成小说《热血》，发表后给他看。他告诉我，我就是写了一个皮毛。他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们的小说创作不能照猫画虎，而是要深入触及人物的心灵。这就需要我们增强文学的厚度和温度，要更好地积淀生活。

　　现在，体验生活的方式与过去不一样了，不是说你去哪个地方待几天就能解决问题的。我的一个朋友到某县担任文旅局的副局长，我还专门找他聊过几次。他觉得深入生活不是秋风扫落叶那样，或者像是看浮萍，在外边看着它摇曳着就行了，而是要真正扎在里边。他在那儿担任副局长三年了，看见的生活跟平常人讲述的很不一样，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去过西藏的昌都三次，其中有一次跟在那里挂职的人深入谈过，他说，你知道长期缺氧是什么感觉吗？那不是光靠吸氧解决问题的，那需要一种毅力。我在昌都讲完课以后下来就吐，他过来随意地拍了拍我的后背说，能吐出来就全都吐出来，然后大口大口地喘气。他说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是很常见的，挺一挺就过去了。我前年去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站在井架上觉得浑身颤抖，人们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离开克拉玛依后，我写了一篇小说，觉得石油工人的生活像是一座宝矿，不挖掘就错过了。有一天，我碰巧和一位天津地铁的工作人员聊天，听了他讲的故事，再坐着地铁在天津的地下穿行，就觉得味道一下就变过来了。他讲的地铁工人的故事是别人都看不到的。真是这样，别人看到的是一个维度，而作家可能要写出两个甚至三个维度的内容，窃以为梁晓声的《人世间》就做到了。那里面有梁晓声自己的生活，但他把自己的生活思想化、艺术化了。我写小说《红色浪漫》时写的也是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复杂的生活，包括我母亲的去世，我父亲和我岳母的再婚，里边的故事总在我脑海里“折腾”。但写完了还是觉得写得不如自己经历的精彩。我的写作维度还是太窄了。我是幸运的作家，因为我的生活很丰富，我在天津群众艺术馆的四十多年，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受挫折，这是我得意的地方。但反过来讲，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足够丰富的经历和生活的。难道没有复杂经历的作家就写不出好作品吗？其实不然，作家不是完全靠自己的生活写作品的，而多是靠着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和敬畏，一种灵魂之间的对话，才能让作品铺展开来。

　　现在，写乡村题材的小说少了，很多人都说乡村的题材距离我们远了。都市题材小说似乎成为一个主体，全国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可很多都市小说写起来好像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城市。没有南北，也没有区别，甚至连地方地域特色都被忽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愿意来天津看看，说天津还保留着五大道和意式风情区，就显得跟别的城市不一样了。一首唱成都的歌曲让成都火了，刀郎唱新疆的歌曲就让到新疆旅游的人增多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为什么我们的小说没有这样的带动性？在我看来，都市小说的发展或许可以成为引领现代文化的一个先头军，它可以成为产生精品的孵化器，应该成为多姿多彩的图画，应该成为思索社会的文化代言人，而不应该只在一条路上徘徊和聚集。

　　我的小说大都是写发生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的故事。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民风，比如成都人悠闲平和，上海人精明励志，北京人当然是大事小事匹夫有责。天津人性格的生成与海河码头文化的滋润有关，天津建卫六百余年，桅杆如织的海河码头，迎来送往的客人，铸就了天津容纳南北的人文胸怀。一个简单的问路指路，就能看出天津人的热情直爽。我的单位过去曾坐落在睦南道，“五大道”经常让外地人摸不着头脑。一次有位广州的朋友到单位找我，一见面就激动地说，你们天津人太热情了，问了一次路，人家竟带着我走了半个小时一直到你们楼下。天津人常把帮助别人当成享受和快乐。天津作家蒋子龙写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冯骥才写的《俗世奇人》、航鹰写的《明姑娘》，林希写的《蛐蛐四爷》等，都是不同时代天津人的写照，是天津人做出来的事和说出来的话。去年春节期间，我在马路上不小心摔倒了，几个过路人忙拽我起来。还没有容我说一声谢谢，过路人已经走了。这就是天津人的性格和情怀。其实，天津人或者哪儿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小说创作写出一个别样的味道和特色。 题图摄影：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