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今年是胡曲园先生诞辰120周年。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奠基人与首任系主任。近日，复旦大学举行纪念胡曲园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胡曲园弟子及后辈学者齐聚一堂，共忆大师学术精神与建系之功。

胡曲园（1905—1993），湖北江陵人。原名胡庭芳，“曲园”系国画大师齐白石为他治印时所起。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德文系。起初他以为“只有文艺才能把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无所掩饰地揭露出来”，将文学视为救国救民的武器。

在北大浓厚的民主氛围里，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让胡曲园逐渐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牺牲，这件事成为他思想的重要转折点。“每一个对人类事业怀有热忱的人，都应该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他毅然从文学转向哲学，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投身社会斗争。

抗战前，他和艾思奇一起在上海参加地下哲学小组的活动，小组每活动一次就要换个地点，以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当时我们的活动是冒风险的，但对学习哲学的兴味很浓。艾思奇同志写《大众哲学》每写一篇基本上都在小组里讨论过”。

1949年上海解放后，胡曲园迎来了学术与教育生涯的黄金期。1955年，他在复旦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1956年，在研究班的基础上，他正式创建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

胡曲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教师合影

胡曲园指出，哲学的“抽象不是空洞，而是揭示事物的普遍本质，它作为时代的精华，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向盘。”在他看来，抛弃教条习气，学会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

1957年，他明确提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反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对斗争性的片面强调；1978年，他发表《论真理没有阶级性》，旗帜鲜明地提出“客观性是真理的唯一基础”，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先声。他直言不讳地对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唯物”“唯心”的对立看作最高准则的哲学教学展开了尖锐批判；他批评那种认为只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必花费精力去学“过时”的哲学史的“幼稚想法”，强调学习理论要同学习哲学史相结合。

胡曲园注重马中西哲学的融通。他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不能妄自菲薄，言必称希腊。82岁高龄那年，他发表《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一文，反驳了“西周是奴隶社会”的流行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他提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的公有思想，始终未曾断裂，塑造了中国文化长期的“崇古”传统；他认为，互助协作、重视民生的集体记忆，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胡曲园著，《哲学与中国古代社会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胡曲园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一个缩影。晚年他感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确实有着一番在泥泞中跋涉的滋味。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得到革命导师的理论启迪，知所遵循，知所前进。对自己把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终生职业，我是感到自慰的。”这番跋涉所开辟的深刻足迹，为我们今天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文汇学人》今摘编座谈会上四位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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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非常强调要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40年就撰写《论建立民族哲学问题》等文章，维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他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义，上课听来感到亲切，印象深刻。回想起来，复旦哲学系从创建时起，就存在着苏联哲学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理念区别。他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提出了对苏联哲学模式的责疑，同时也表明了对“斗争哲学”的怀疑。

恩师常以张居正的名句鼓励学生：“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疑者，觉悟之机也”，能调动独立思考。他拒绝教条主义，提倡开阔视野和知识贯通。1954年，复旦大学举办“教师译著及教学成绩展览”。王造时先生将其翻译的黑格尔著《历史哲学》送展，有人指责这是宣扬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恩师得知此事，给上海市领导写信，指出“如果这样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对立简单化，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师在创系初始就强调学术上的兼收并蓄和自由讨论，主张学生读书更广一些，思想要灵活一些。他还曾经考虑过如何从哲学上去了解自然科学，并就这个问题请教解放前写过《自然科学概论》的卢于道教授。

——余源培（胡曲园弟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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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在纪念艾思奇逝世20周年时，撰文谈哲学的真正目的。他讲到，在解放前夕，《大众哲学》重印了32版，如此受欢迎，说明当时中国人是很有哲学头脑的。哲学要思考的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代社会生活，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哲学的意义。他还说，一切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革命者，有责任不使它同社会生活隔绝，变得停滞不前、僵化枯萎，而必须同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新鲜的革命经验丰富它，使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胡老主张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他认为，我们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治水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但是治水不是一家一户一个村庄就能解决的，必须“全国一盘棋”才能把水治好，这便孕育了“天人合一、天下一家”的核心理念。治水成功后，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便是典型。也正因如此，胡老提出，中国并未经历西方意义上的奴隶制。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正是源于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实践，“君轻民重”的传统也得以代代相传。

——孙承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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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马哲、中哲、西哲等二级学科间极少有门户之见，这是胡老留下的宝贵传统，他本人更是马中西融通的典范。虽然他主要从事马哲研究，但他也研究老子、公孙龙，还写过《形式逻辑》教材。

胡老早年刚进北大时学的是德国文学，也翻译过海涅的抒情诗集。他的家中连楼梯上都堆满了书，其中不乏大量德文原版著作。与我们聊天时，话题常绕不开歌德、席勒等德国文豪，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虽然他常年居家，但对外面的世界始终充满好奇。

胡老特别强调哲学与哲学史并重、深耕经典原著。我们入学时，复旦就已开设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课程——要知道，当时这部著作的译本尚未完整出版，直到后来才有单行本和全集版，这样前沿的课程在其他高校极为罕见，让外校同行都十分羡慕。胡老当年为复旦哲学系埋下的，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种子”——这些种子已然结出硕果，滋养学科长久发展。

——吴晓明（胡曲园弟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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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始终勇于坚持独立的学术见解。改革开放初期，在“两个凡是”提出的背景下，他敢于明确提出客观性才是真理的根据，这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深刻的洞见，才能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与学术环境中，坚持和彰显自己的学术主张。进入晚年，胡老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成功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引向深处。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断定，以及对中华文化中“崇古”精神持久影响力的剖析，是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和实践，推进马哲原创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典范。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演变之中，主流哲学话语及其背后的理论框架也在不断变迁与更新。学界对立足于中国深厚历史实践与传统文化的哲学学者寄予厚望。如果说胡老是这一方向的先驱，那么后来者能否接续前行，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任重道远。

——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原标题：《“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纪念胡曲园先生诞辰120周年》

栏目主编：杨逸淇

来源：作者：文汇报 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