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解读大地，或许是历史地理学者最朴素的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

“图说北京古城变迁史”——书名本身已精要勾勒出这部著作的三大特质：“图说”明其展示方式，以图像为主导；“北京古城”限其空间，聚焦城郭本身；“变迁史”显其视角，揭示动态演进过程。这正体现了岳升阳教授主编这部新著的核心追求：它并非一部传统的城市通史，而是一部以空间演进为纲，以图像证据为维，深刻解析北京城与自然环境三千年互动关系的“城市传记”。在汗牛充栋的北京史著述中，本书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学视角、严谨的实证精神以及出色的可视化表达，为读者理解这座古都的“身世”与“肌理”，提供了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从《北京史》到“图说”：

时间叙事转为空间叙事

在深入探讨本书价值之前，有必要将其置于北京史研究的谱系中。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编著并已修订的《北京史》，是一部简要全面的通史著作。它以王朝更迭为序，清晰勾勒北京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脉络，构建了以时间轴为核心的基础叙事框架，回答了北京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是了解北京历史的重要读本。

而《图说北京古城变迁史》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它实现了从“时间叙事”到“空间叙事”的范式转换。本书的核心关切点，是北京城在地理空间上的生成、选址、布局与演变。它更倾向于回答：北京城“为何在此处建立？”“它的形态为何是如此模样？”“支撑其千年不衰的地理基础是什么？”正如本书第一章反复叩问的，北京城的诞生，并非如美国地理学家G.泰勒所臆测的那样，是巫师占卜的偶然结果，而是根植于“北京湾”这一独特地理单元的必然。

这种范式的转换，决定了全书的内容结构与表达方式。书中大量运用的古地图、考古现场照片、地层剖面图、手绘复原示意图、影像图片等，不再是文字的附庸，而是与文字并驾齐驱的叙事主体。例如，书中文字配以“北京湾示意图”，将中生代末期“燕山运动”以来北部、西部山地抬升与平原下降的宏观地质过程一目了然地呈现；对永定河一万年来古河道的摆动示意图，则揭示了塑造北京小平原地貌的核心力量。这种“图说”体例，使得抽象的地理概念和历史变迁过程变得可触可感，极大地降低了读者的认知门槛，实现了学术研究的有效普及。

永定河与蓟城地区早期遗址

破解起源之谜：

从“燕都”迷思到“蓟城”实证

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它用坚实的证据，厘清了北京早期城市起源的模糊认知，有力地论证了今天北京城的直接前身是古代蓟城，而非更早发现的琉璃河西周燕都。

长期以来，由于琉璃河董家林古城是北京行政区域内经考古证实的最早城址，且是燕国始封之地，一种流行的观点便简单地将北京建城史等同于燕都史。然而，本书基于历史地理学的严密逻辑，指出了其中的谬误：首先，空间上，琉璃河古城与后世连续发展的北京城核心区相距数十公里，二者并无地理上的叠压关系；其次，时间上，燕、蓟在周初是并存的两个封国，蓟国的建立甚至可能略早于燕，只是其遗址尚未被发现；最后，沿革上，是燕国后来吞并了蓟国，并迁都于更为优越的蓟城，而非在琉璃河原地发展成今日的北京。

那么，蓟城究竟在何处？它又为何能取代琉璃河燕都，成为后世北京城的不移之基？本书的解答，深刻体现了“大地文献”的研究方法。岳升阳教授及其团队，通过对北京城地下数百个工程钻孔数据的分析，结合《水经注》等历史文献记载，成功复原出古蓟城所在地最近似的原始地貌。他们发现，在今天的广安门至宣武门一带，存在一个方圆数平方公里的高地，它位于古永定河（㶟水）与古高梁河两条河道之间的“河间地块”上。这片高地地势开阔高亢，既可免于洪水侵袭，又紧邻永定河渡口，控制着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的北端枢纽。

这一发现，完美印证并发展了侯仁之先生关于蓟城选址的经典论断。侯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蓟城如同兄弟三人北上的分手与重逢之地。本书则通过精准的地貌复原，不仅找到了这个“约会地点”，更揭示了其背后的科学依据：它完全符合《管子·乘马》所载的古代都城选址原则——“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蓟城正是坐落在“广川之上”的“不倾之地”。因此，北京城的起源，绝非巫术的产物，而是对地理环境与交通区位深刻认知后的理性选择，其选址逻辑与世界许多大河畔的古城并无二致。

“大地文献”与“古河道”：

解读城市密码的新范式

作为一名并非专业出身的读者，通过阅读《图说北京古城变迁史》和岳升阳教授在2023年出版的著作《中轴线与北京古河道》，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地理学”与“大地文献”这两个概念所蕴含的强大解释力。

“历史地理学”不是枯燥的地名考证或疆域沿革，它是一门从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角度，探究历史进程空间规律的学科。它让人们意识到，历史并非悬浮于真空之中，而是发生并受制于具体的地理舞台。北京城的每一次扩张、中轴线的确立、漕运系统的兴衰，无不与“北京湾”内的水系变迁、土壤特性、地貌形态紧密相连。

而“大地文献”，则是解读这部无字天书的方法论。岳升阳教授在指导弟子魏晋茹编辑《中轴线与北京古河道》时曾说，要将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视为一部记录着古河道、古湖泊、古海岸线与古人类活动痕迹的厚重文献。考古探铲钻取的地层土样、工程建设中揭露的河湖相沉积、现代科技手段绘制的数字高程模型，都是这部文献的“字句”与“篇章”。

本书正是解读“大地文献”的典范。它清晰地展示了永定河作为北京的“母亲河”，其反复摆动的古河道如何像一支巨笔，勾勒出北京小平原的轮廓，并为早期聚落和城市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与避水的高地。书中对王府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图示说明，即显示出在今日城市的中心，两万多年前的古人类也已活跃于当时的河畔湖滨。而对中轴线与古河道关系的剖析，则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图景：明清北京城壮丽的中轴线，其走向与位置，很可能受到了早已湮灭于地下的古高梁河故道的隐性制约。这种将城市宏观格局与微观地貌特征相联系的研究，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北京城规划智慧的理解。

学术的传承与普及：

从侯仁之到岳升阳

《图说北京古城变迁史》的出版，并非横空出世，它深深植根于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传统，是这一学派学术精神薪火相传的明证。

侯仁之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申遗之父”。他毕生致力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其开创性在于，他将北京城从孤立的城市实体，重新放置回“北京湾”与华北平原北端的宏大地理系统中进行观察（《小平原 大城市》，北京出版社，39页）。他关于蓟城选址、永定河渡口与南北大道关系的论述，为北京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他的研究，展现了一种融合了自然时空观与人文时空观的宏大视野，既关注地质年代尺度的环境演变，也聚焦历史时期的人类响应，这种胸怀与学养至今仍滋养着后辈学人。

岳升阳教授作为侯先生的弟子，脚踏实地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并未追求提出惊世骇俗的新理论，而是以扎实的考据、科学的分析和清晰的图像，将学术界数十年来关于北京城市变迁，特别是环境背景方面的公认成果，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整合与普及。书中那些看似普通的地图、考古图片和手绘示意图，正是将深奥的学术知识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的桥梁。这种工作，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原创性的理论突破。它确保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能够向社会大众有效传递，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公众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正如北京中轴线能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背后是数代学者在考古、建筑、历史、地理等多领域潜心研究、厚积薄发的成果。从侯仁之先生高屋建瓴的地理定位，到岳升阳教授对古河道、城市地貌的精微探析，这些研究层层递进，共同向世界揭示并确认了北京城作为中华自然与人文文明共同结晶的崇高地位与独特贡献。

记录自然，解读大地，或许是历史地理学者最朴素的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他们以脚步丈量山河，用科学解码历史，最终目的是让生活于斯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往与未来。《图说北京古城变迁史》正是这样一部充满知性与深情的著作。它告诉我们，北京的故事，不仅写在竹简帛书、宫阙档案里，更写在山川形胜、河道变迁与地层序列之中。读完此书，当我们再次漫步于北京的街巷，目光或许能穿透现代的水泥森林，感受到永定河的古老大潮，触摸到蓟丘高地的历史脉动，并理解这座千年古都何以在此生根、成长、屹立不倒。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王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