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州乌石山的先薯亭 张文奎 摄

迎着冬日暖阳，记者来到福州新区（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循着隐约的酒香走进振龙金酿酒业的酒库，一万多坛地瓜烧整齐码放，蔚为壮观。长乐区地瓜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祥正打开一坛地瓜烧的封泥，醇厚的酒香瞬间漫溢开来。

这酒香背后正是青桥村先辈陈振龙冒死引种番薯、陈氏家族七代人接力守护并推广这份土地馈赠的动人延续。

400多年前，陈振龙冒着生命危险跨越重洋带回的薯藤，在清代支撑起人口从7000万到4亿的爆炸式增长，并推动我国农业结构调整，让番薯成为重要粮食与经济作物。如今，福州乌石山公园先薯亭里的碑刻“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与遍布神州的番薯田，共同见证着陈振龙“藤系苍生”的济世情怀。

位于长乐青桥的陈振龙出生地 张文奎 摄

忧国怀乡

冒死从吕宋引种番薯

为隔绝倭寇侵犯，明太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滨海的百姓不得私自出海。长乐背山面海，山多地少，生活日趋困苦。据《长乐县志》记载，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长乐“大饥，贫民多抢谷”。

青桥村人陈振龙（1543年—1619年），自幼饱读诗书，20岁考中秀才，之后20多年始终考不中举人，终于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45岁时弃儒经商，跟随商帮来到吕宋岛（今菲律宾）。当时，番薯已传入西班牙人殖民下的吕宋岛。

番薯原产于美洲，最初为印第安人所种植，在大航海时代被西方殖民者在“新大陆”发现并带回欧洲推广种植，还曾被哥伦布当作礼物献给西班牙女王。

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魏德毓介绍，16世纪，贩奴船在美洲和非洲之间来回跑，用番薯当奴隶的食物。这样番薯就传到了西非沿海，然后慢慢普及到整个非洲。接着，番薯从大西洋传到印度洋，进入印度。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人把番薯带到南洋，就是马来群岛，先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然后从这些岛传到亚洲大陆的各个国家。

魏德毓说：“西班牙殖民者对番薯的管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西班牙殖民者把番薯当作战略物资，在菲律宾严禁出口番薯；另一种说法则是不存在西班牙严禁出口番薯的明文或法律，主要是殖民者为了收集和利用殖民地的资源来获取利益。不可否认的是，西班牙殖民者严禁番薯出口。”

陈振龙常往返于福州与吕宋之间，见当地土著种植的薯，果实大如拳头，果皮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用，最重要的是产量很高，即使土地贫瘠也能栽种，陈振龙敏锐地认识到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若把其带回家乡，定能造福万民，因而潜心学习种植之法，默默等待引种回乡的时机。

陈振龙第一次从当地人手中购得薯块装在箱篓之中，被海关人员没收并批评教育。第二次又暗地购买薯藤，编入一只藤篮，再次失败被罚款，还险遭牢狱之灾。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陈振龙又暗地斥巨资购买八尺薯藤，秘密装于竹筒之中，用绳子系于船舷浮在海水上，终于躲过殖民者关卡，经过七昼夜航行漂浮，于农历五月廿一日回到福州。

回国后，陈振龙便尝试以薯藤试种栽植，当年恰逢闽中大旱，野草无青，五谷歉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呈报《献藤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带回薯藤的经过及番薯的各种优点，金学曾称赞其义举，立即批示，为了民生大计，尽快试验栽种，等收成之时，如果真有成效，将番薯送来查验。陈振龙即在自家旁边的田地里开始尝试种植番薯。四个月后，启土开掘，番薯根茎成串相连，小的臂粗，大的甚至比拳头大。

陈经纶再上帖禀报，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圳种植，请通令闽中各地效法栽种，以裕民食。巡抚金学曾采纳建议，果然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

魏德毓说：“何乔远在1600年左右写的《闽书》里讲过，因为红薯种得很多，在泉州，一斤红薯不值一文钱，两斤就能吃饱了。于是老人小孩、走路的人和要饭的人都能吃上饭。番薯自此也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结构，成为老百姓重要的食物之一。”

长乐举办番薯文化活动。王圣洁 摄

泽济天下

七代不辍推薯解荒灾

明清两代，番薯得以从福建至全国落地生根，离不开官民合力推广。

当时，众多贤臣良士为推广番薯种植不遗余力：福建巡抚金学曾首倡推广，著书《海外新传》记载番薯的传播脉络、生长特性与栽种要点，成为我国首部薯类种植专著；明代著名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全面总结了番薯的种植技术和利用价值，以窖藏法破解薯种越冬难题，解决北方第二代薯种问题；闽县人翁若梅时任四川黔江县丞，从福建运来薯种及《金薯传习录》，挨家挨户说服植薯，缓解当地饥荒，还向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两湖平原传播植薯……

而陈振龙及其子孙七代人更是接力推广植薯。他们虽出身布衣，却借世代经商的便利，长年奔波于大江南北，不计回报地推广植薯，终解国人“食不果腹”之困扰。

走进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陈振龙故居，古朴简约的明代建筑承载了陈振龙及其子孙七代人“功在桑梓”的厚重故事，无不体现其“不求一家殷实富裕，但求苟利苍生”的敦厚笃实家风。

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到陈邦弼、陈以柱、陈世元，再到陈云、陈燮、陈树……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陈邦弼往返于赣浙经商时，见江西丘陵干旱少雨、不适宜种稻，百姓常食不果腹，便与其子陈以柱一同劝说农民种植番薯，还亲自辟地示范，使番薯迅速在长江流域扎根。陈以柱更在安徽的盐碱地与沙地试育苗种并获成功，大幅提升了长江流域的番薯产量，后来他赴苏鲁经商，又将番薯引入黄河流域。

国际郑和文化研究会高级研究员、中国郑和文化研究会理事陈星光介绍，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陈以柱之第三子陈世元。清乾隆初年，陈世元弃儒从商，在山东胶州古镇口经商，恰逢当地“旱涝蝗蝻，三年为灾”，粮食绝收，民不聊生。他便从福州招募有经验的农民远赴胶州试种番薯，并命其长子陈云携带薯种到胶州，张贴告示，免费赠种并传授技法，成功缓解当地饥荒。

“返乡后，陈世元将种薯经验编撰为《金薯传习录》。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春夏，河南大旱，时年已逾八旬的他主动请缨，携种苗与孙辈赶赴开封教种番薯。”陈星光说，因“教种有效”，陈世元被清廷授予举人头衔，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因推广农作物而获此殊荣者。当年十月，陈世元积劳成疾逝世，乾隆帝闻讯叹息，赐“属甚急功”匾额嘉奖其赈灾之功。

在陈振龙故居，记者看到一组《起程赴豫》铜像作品，队伍最前头由人搀扶的老者便是陈世元，其携带的番薯种苗装满整整两个马车。该作品朴实、直观、真实再现了当年陈世元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带孙携种赴河南博施济众的感人事迹。

“河南大旱后第二年，江浙一带遭遇干旱，乾隆帝谕旨‘上年已令豫省栽种，颇著成效，此亦备荒之一法’，于是令江浙大规模推广番薯。”长乐区鹤上镇文化站工作人员陈小燕介绍，当时乾隆帝三令五申敕令“广劝栽植”番薯，到处掀起“种薯热”。

一组数据体现了番薯引入中国后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夏鼐曾于1961年写的《略谈番薯和薯蓣》中指出：“我国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1835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

相较中国历史长河，陈氏子孙推薯的近200年不算很长，但其家族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加速了番薯的全国传播，间接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

纪念陈振龙义举的闽剧《金薯传奇》 王至莹 摄

振兴乡村

农耕遗产焕发新生命力

400余年前，陈振龙冒死从吕宋带回番薯藤，在闽地贫瘠山野播下“救荒希望”；400余年后，这株藤衍生的产业动能、文化脉络与精神内核，在长乐大地上依然蓬勃生长，成为新一代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坐标。

长乐与番薯的羁绊，从引种之初便刻入基因。沿海沙地、旱地及丘陵山地的地形，夏季充足的光照，再加上垄畦栽培的透水性优势，延续着陈振龙“适地适种”的智慧，让当地番薯以高出粉率成为优质原料。在此基础上，当地人创造性构建起果薯套种、薯蔬间作与轮作体系，既改善了脆弱生态，又为粮食安全筑起“隐形防线”，这套凝结生存智慧的耕作模式，最终让“福建长乐番薯种植系统”在2023年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昔日“救命薯”正式成为国家级农耕文明的载体。

如今，这份农业遗产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恰逢番薯丰收季，长乐文岭镇站点的番薯集市人气爆棚，每天前来购买番薯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单假期销售额便达到近3万元。

在文岭镇前董村，董锋渠、董枝辉两位堂兄弟循着陈振龙“敢为人先”的足迹，将传统农耕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董锋渠2012年从海外归来，受陈振龙引种故事感召，顶着“不懂农业”的压力创办番薯合作社，一头扎进品种改良与种苗繁育事业。他主动对接福建省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等，引入抗旱涝新品种与现代技术，不仅拿下优质紫色甘薯“福薯24”的授权，更将育苗年产值做到500万元，产品辐射浙江、上海等多地，让“小种苗”长成“大产业”。

董枝辉则在2019年回乡，以直播为媒介，在镜头前讲述陈振龙的故事，把番薯从田间地头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更延伸出番薯粉、番薯糖等深加工链条，让“卖产品”升级为“传文化”。今年，其关联的文岭百薯园手工作坊长乐番薯糖，入选第六批长乐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让番薯深加工技艺获得官方认可与保护。

在鹤上镇青桥村——陈振龙故里，振龙金酿酒业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番薯的价值。其主打产品“金酿番薯烧”，精选糖分充足的优质长乐番薯为原料，依托当地优质水源酿造，从源头保障“薯香酒甘醇”的品质，让番薯从“饱腹食材”变成“风味佳酿”，拓宽了长乐番薯的产业边界。

在产业之外，长乐番薯更完成了从“饱腹作物”到“精神符号”的蜕变。福州新区（长乐区）通过举办番薯文化活动、陈振龙引薯研讨会，让“爱国爱乡、敢为人先”的精神深入人心；投资修缮陈振龙故居与纪念馆，打造乡村文脉传承阵地；开发包含59道菜品的“长乐全薯宴”，以美食为桥传播地域文化；推动番薯研学活动走进校园，孩子们在垄畦间体验耕作、在故居里聆听陈氏家族七代推广番薯的坚守，让“先薯精神”在幼小心灵扎根。

如今，长乐番薯年种植面积已达3.3万亩，年产值超2亿元，这份成绩正是“先薯精神”在当代的生动注脚。从陈振龙手中的一株藤，到如今串联起种植、加工、文旅、教育的完整产业链，长乐番薯的故事从来不是单一的作物发展史，而是一部跨越400年的精神传承史。（记者 张文奎 陈欢欢 通讯员 林锦华 王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