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沙沙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邵 南

编者的话：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智能机器业务负责人穆拉利·戈帕拉克里希纳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AI）主导的新潮流下，“日本已不再是机器人大国”。日本是最早发明人形机器人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在人形机器人领域赛道抢跑。日本为何错失AI驱动的人形机器人热潮？哪些瓶颈制约日本人形机器人发展？日本能否重返机器人大国的地位？《环球时报》记者对此采访了行业内多位专家和企业。

只能对话的涩谷美女机器人

据日经中文网11日报道，穆拉利表示，当前中美企业正引领人形机器人的开发潮流，而日本“已经落后”。过去的研发以硬件为核心，日本曾占据领先优势，但如今“已转向AI优先”，这是日本落后的背景。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去年在东京涩谷地下街，看到了一个只有上半身的美女机器人，看起来像商场里的半身服装模特模型，但这个机器人可以与人对谈。尽管“女模特”的声音以及脸部神情都很出色，但他发现这个机器人并不能像在中国大型机器人展会上看到的机器人那样，能端一杯酒或者做很多动作，“只能对话的话，和我对着电脑对话没有什么不同”。

陈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社会的普遍认知中，“机器人就是拧螺丝的机械臂”，而非人形机器人。与当地人交流时，他还发现，日本人提到人形机器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甚至不会想到美国。尽管美国特斯拉和波士顿动力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很强，但普及范围较小，在服务型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落地上无法与中国竞争。陈言告诉记者，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在中国，从餐厅送水、上菜到酒店服务，使用机器人已非常普遍；而在日本，类似的场景中“几乎看不到机器人”。

中国AI潮玩品牌珞博智能（Robopoet）近期准备进入日本市场。公司CMO（首席营销官）朱亮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日本市场的竞品调研中，团队重点考察了两款产品：一款是日本机器人公司GROOVE X的AI家庭陪伴机器人LOVOT，它是一款装有滚轮的机器宠物，带有捕捉视觉的摄像头，但没有语音互动，会发出像小孩或者小猫的声音；另一款AI玩具是日本公司MIXI开发的AI陪伴机器人Romi，主打情感交互和日常陪伴功能。

“和日本AI玩具企业相比，我们的优势太大了，甚至可以说是降维打击。”朱亮告诉记者。在和日方企业对比后发现，如果说中国AI玩具技术处于2.0阶段的话，日方的技术仍处在1.0阶段，没有长期记忆和反思的功能，更像早些年在中国市场流行的智能语音音箱。

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称，当中国和美国的人形机器人凭借端茶倒水、参加拳击比赛、跑马拉松以及在舞台上跳舞娱乐的技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时，曾长期作为机器人领域领导者的日本，其同类产品却大多局限于工厂应用。

有精密“躯体”却没有智能 “灵魂”

实际上，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涉足人形机器人领域。《南华早报》报道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推出了WABOT-1，这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日本汽车巨头本田经过多年迭代，也在2000年推出了ASIMO，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辨识度的人形机器人。由于未能从中获利，本田在2018年终止了ASIMO的开发。软银集团于2014年推出的轮式半人形机器人Pepper，曾是日本早期对情感交互机器人充满信心的象征，但由于需求疲软，于2020年停产。

长期研究人形机器人的美国东北大学教授李向明形容，日本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中美相当于“踩在日本的肩膀上”发展。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日本是全球机器人最早的引领者之一，在工业机器人、精密制造、机械可靠性方面长期领先，众多日本企业都曾涉足过人形机器人领域，包括在机器人身体关节、电机、机器人运动学、步态管理等方面，日本曾打下很好的基础。

李向明认为，日本在新一轮人形机器人浪潮中“慢了半拍”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过度依赖工业机器人成功路径，日本长期将机器人等同于“工业自动化设备”，而错过了AI 机器人的早期窗口；第二，软件与AI生态相对保守，日本在操作系统、AI 框架、大模型、云生态上的开放度和速度，明显落后于中美；第三，风险文化偏保守，日企倾向于“确定性改进”，而当前机器人革命恰恰需要高风险、高试错、高失败率；第四，人口老龄化反而形成路径锁定，日本将机器人更多当作“养老工具”，而非“通用智能体”，限制了想象力。

陈言也强调，在机器人领域，日本并未没落，机器人相关的重要产业仍在蓬勃发展。日企擅长制造精密的微型马达、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

不过，日本虽然能制造世界顶级的精密零部件，为人形机器人提供卓越的“躯体”，但在赋予其智能“灵魂”，即整体的AI控制与算力层面，却存在明显短板。陈言认为，这主要因为日本缺乏像中美那样拥有海量用户和数据的大型互联网平台，难以积累驱动复杂AI系统所必需的大规模数据与场景。而日本整体计算能力不足，IT产业自2010年后衰落，使其在AI技术竞争中掉队。

同时，严苛的法律法规与有限的应用场景，也进一步制约了日本机器人技术的落地与迭代。以自动驾驶为例，陈言称，日本在自动驾驶领域有技术储备，但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了其在实际道路上的测试与推广，无法像中国一些城市那样进行大规模车队运营并快速积累数据。同样，在老龄照护等潜在需求场景中，法律风险与责任承担等担忧使得陪伴机器人产品难以实现深度功能介入，多停留在“高级陪护玩具”等层面。加之国内应用市场空间有限，使得日本在需要大规模场景数据驱动的AI与机器人系统性创新中，难以实现反超中美。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也在报告中表示，与海外积极引入并加速融合AI相关技术的开发模式相比，日本在开发节奏和技术整合方面显得缓慢。报告称，如果日本企业继续对海外人形机器人开发动向保持观望，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优势也可能被削弱。

未来更可能是“跟随者”或“投资者”

“日企等要组团量产人形机器人，追赶中企。”日经中文网近日报道称，日本的瑞萨电子、住友重机械工业、住友电气工业、日本航空电子工业4家企业，加入了早稻田大学和村田制作所成立的机器人开发合作组织——“京都人形机器人协会”。该组织力争在2026年3月前制作出试制品，2027年内实现量产。报道还称，在人形机器人方面，中国企业处于领先地位，日本企业也将集中技术力争卷土重来。

“尽管日本在机械臂等局部技术和零部件上达到顶尖水平，却在向完整智能机器人系统演进时显得乏力。”陈言告诉记者，日本的短板主要在于IT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对滞后，这使得日本难以有效整合自身优秀的硬件，去构建和掌控更复杂的、需要高级智能控制的人形机器人系统。不过他也认为，日本零部件制作精良，不可小觑。这种“强于部件、弱于系统”的特点，恰好使中日两国在机器人产业链上形成一些互补关系。当前许多中国品牌的人形机器人或高端机械手，其内部核心部件有的就来自日本供应商。

据陈言分析，即便日本具备了量产人形机器人的能力，日本在全球市场拓展中也面临严峻挑战。虽然中日两国经济已深度依存，日本人日常中可能有一半的食物和日用品依赖中国制造，但当前日本存在不愿与中国深入合作的政治倾向，除非外部环境发生剧变或民众观念整体转向，否则在AI等关键领域实现中日协作依然困难。

面对中美在AI与数字生态上的领先，日本的现实选择显得被动而保守。陈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许多日本资本方与技术方已意识到日本企业自身难以独立建立优势，转而希望在中国寻找类似DeepSeek这样的技术企业进行投资合作。这反映出一个清晰的态势：日本在AI与机器人领域，未来更可能以“跟随者”或“投资者”的角色，依附于中美所构建的技术体系与市场之中，而非独立开拓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