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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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十一月初七日，时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兵部尚书兼侍读的苏轼给宋哲宗上了一份奏章，即《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此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过去十余年，年近六十岁的他被重新起用，回到朝廷中枢。多年的外放经历使他深谙民间疾苦和地方积弊，岁月不仅没有消磨掉他的情怀和锐气，反而使他更具远见卓识。 　　五谷力胜税钱，是指商民用车船载运米谷等粮食入市售卖时，官府按车船所载重量征收税钱。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普通的商税，但苏轼深知其中利害。他在札子中开宗明义，指出了一个贯穿中国农耕社会始终的矛盾：“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这里的“末”指工商业者。近年征收五谷力胜税钱，使得商贾不愿再从事粮食贩运，农民和商人都深受其害。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苏轼列举了亲身见闻：他在黄州时，看到连年丰收，农夫们用车满载粮食入市，却连盐、茶等最基本的生活费用都挣不回来；而那些囤积粮食的富户，却日夜祈祷发生饥荒，好让粮价上涨。他又在浙西多年，见到水灾之年，中等人家有钱却买不到粮食，身穿珠金华服饿死在街头。他认为，理想的治国之法应当“不税五谷”，利用商人的逐利本性来自然调节粮价：在丰收之地，商人争相收购可以抬高过于低廉的粮价，保护农民利益；在受灾之地，商船云集则可以平抑飞涨的粮价，救济灾民。此奏从朝廷一方面花巨资赈灾，另一方面却征税阻碍粮食流通，致使灾荒依旧严重这一现象论起，指出症结就在于五谷力胜税，人为割裂市场；药方就是废除恶税，畅通物流,实现“丰凶相济，农末皆利”。 　　在奏章中，苏轼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意思是用财物救济他人，财物用尽之时，救济也就停止了；但如果用好的法律来造福人民，激发社会活力，其益处将是无穷无尽的。这十六个字堪称全篇的文眼和思想精髓，蕴含着从临时性物质再分配转向基础性规则重构的治理思想。苏轼敏锐地觉察到，“以物与人”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消耗性与不可持续性，无法培育内生动力，且极易因资源分配不公滋生新的矛盾。而“以法活人”，这里的“法”不仅指法律条文，更指一套公正稳定、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环境。“活人”，意指激活民力、使民众获得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这是从“授人以鱼”的短期救济到“授人以渔”的制度赋能，从运用政府力量艰难“输血”到运用市场力量让千千万万经营主体源源不断“造血”的跃升。这种跃升客观上必然要求废除恶法、建立良法。苏轼要解决的“商贾不行”问题，正是当时粮食供给体系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导致的流通梗阻。他建议废除五谷力胜税，就是一场针对不合理管制规则的制度改革，旨在降低制度性成本，畅通经济循环。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苏轼不顾个人进退得失，超越当时的党争，从天下苍生和经济规律出发，提出建设性改革方案和超越时空的“以法活人”思想。然而，这一高远之见似乎在提出之时就注定了曲高和寡、木秀风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