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苑洁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副挽联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时，还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为此所写。挽联之精彩，以评论家的话说，“用了两个极工巧的典，‘一言而兴，一言而丧’用的是‘论语’的典;‘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用的是‘魏志’的典，稍知近代史事与稍有国文程度的人，都会惊叹这是绝世之作。”

　　现在提及徐树铮，想必很多人都觉得极陌生，但如果翻开一百年前的报纸，徐树铮作为“才气纵横”“权倾朝野”之人，绝对是知名人物。

　　徐树铮（1880-1925）是北洋军阀中皖系的名将，人生经历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身后毁誉参半，但这样一位“狂飙”的军阀，却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正志中学（今首师大附中的前身），他在这所学校创立及运营过程中所呈现的个人状态，与平日在政坛中的形象迥然不同。想来，创办这所学校，对于徐树铮而言，也是另一种平行人生。

正志中学教学楼

　　创办正志中学

　　创办这所学校的费用，说起来似乎并不那么光彩——竟然是美国军火商给徐树铮的回扣。1914年，徐树铮担任陆军次长，有一次向一位美国军火制造商购买武器，总价值为93万美金，军火商按照3%的金额返给徐树铮作为佣金。

　　徐树铮并没有贪污这笔费用，而是打报告向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请示是否可以接受，段祺瑞自然把这件事情向当时担任大总统但还不断想着当皇帝的袁世凯汇报。袁世凯的批示是，既然是对方规定的佣金就可以收下来，但这笔钱不能作私用，可以用于教育事业。虽然来源说起来“不光彩”，但是流程上绝对是光明正大的，正是有了经济上的保证，让正志中学的办学质量及硬件条件在当年北京的中学中绝对是一骑绝尘。

　　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191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与北京大学的8位同学一起考察了正志中学、北京第一中学、第四中学、求实中学等后，在调查报告《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中谈到“以经费而论,除正志别有来源而外,第一、第四之经费均十分之八九支配于教职员之薪俸,以之维持现状则有余,以之整顿经营则不足,求实岌岌更无待论,教育何由发哉？”

　　对于徐树铮热心办教育事业，很多人归结为其父亲的影响。徐树铮的父亲徐忠清，字葵南，是同治十二年（1873）的拔贡，一生以教书为业。在《民国徐又铮先生树铮年谱》中，徐道邻（徐树铮儿子）谈到“当时相传，只要跟他读书，保证可以中举，所以学生非常之多，据说有上千的人。至少我后来发现，徐（徐州府）属八县里这一代的举人，十有八九，都是他的学生”。

　　其实说起来，徐树铮不仅自己父亲是教书先生，他的妻子夏宣（字红筠）的父亲也是一位教书先生。去年春节回徐州，我与夏氏后人夏友军闲聊，谈到夏家的祖上，他言道：“当时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我爷爷跟我说，夏家这边的老爷子当时也是教书先生。”如果不是他年少时违背父命选择了从军，或许徐州府当时又会多出一位优秀的教书先生也未可知。

何其巩为正志中学题写的校训“成德达才”

　　“尊经训”与“重史籍”

　　从徐树铮办正志中学的教学思路来看，绝不仅仅是沿袭父辈的私塾之路，还是有着自身对于教育的新的理解和认识，也表露着其政治思想。用徐道邻的话说，这个学校有三个特点“一，特别注重国文，请的有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都是当时一流的国学大师。二，这个学校，也可以说是一种军官预备学校。头一年就下军操，第三四年就用步枪操练。寝室饭厅的规则，和日本士官学校的一样。三，这里不学英文，而学的是法文德文。教员一律是外国人。先生还准备办正志大学，后来特地从德国请来几位教授”。

　　徐树铮1921年写有《建国诠真》，除了谈国体、国会、政纲外，其中也有关于教育问题的主张，第十二章“教养”中即谈道：尊经训、重史籍、娴艺术、课事规、迫设民校、官立末年、通同言文、曰作礼乐等。

　　说到“尊经训”，徐树铮认为，儒家经典才是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状况的良方。1963年，曾经在正志学校读书的关德懋写文章回忆起四十多年前在学校读书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得“四年作业，首重古文学之修养，次数理，再次为德语。是时桐城姚氏昆季（意为兄弟）以文章气节著称于时，先生因聘永概叔节先生（姚永概，桐城派末期代表人物）任教务长，永朴仲宝先生（姚永朴，姚永概的哥哥）授《文选》，其余执教之士，皆一时名德。马其昶通伯先生（桐城派名家）授《春秋左氏传》，闽侯林纾琴南先生（林纾，近代文学家）授《史记》”。

　　“尊经训”不仅仅是安排了如此众多老先生们的课程，还有徐树铮对待老先生的态度。关德懋在文中还言“仲宝、叔节、琴南三先生均年屈古稀，须发幡然，仲宝先生且已双目蒙翳，须人扶掖登坛，先生（徐树铮）往往率诸生亲执其役，屏息围危坐听讲，参弟子列。白首传经，青袍问道，令人想见伏生（秦代儒家学者）刘向（西汉儒家学者）之故实”。

　　徐树铮不仅仅在学生们面前如此，在私下交流之时也是这样。1918年8月20日《神州日报》上就刊登了希声室主所写的《徐树铮敬礼林畏庐》：“奔走风云凌厉无前之徐树铮，对于林畏庐先生颇加敬礼。徐办正志中学自为校长而以林为教务长且以师礼事林。每至林寓所，与林相见，侧坐一隅，执弟子礼甚恭。林尝谓之曰：又铮何必如此客气。而徐终不改其敬礼之态度。”徐在政坛以桀骜不驯闻名,对于老先生们却如此尊重。

　　关于“重史籍”，徐树铮在其《建国诠真》中也专门谈到创办正志中学让自己对于历史课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东西各邦国学校非专攻史学者，大率以历史一门列为次要之课。……吾始创正志中学时，未见其深，历史亦置次要。近数月来，商量旧学，默察世变，始觉吾人知向古贤中求师友，以规束一己之身心。能略言治乱存亡之故，洞天下之癓结，实以前史书之所饷遗为多，盖史以证经，经训得史而愈有徵（zhēng，证验，证明），故不可不列为至要之课，课本尤不改用外史体例。”对于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徐树铮来看，“重史籍”也算是对“尊经训”的一种体现。

　　关于林纾当年上历史课的情景，关德懋在《徐树铮先生与“冷血团”的正志中学》中也有谈道：“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好像是两小时，专讲解《史记》，闽侯口音极重，凝神谛听，听懂了非常有趣。因为林老翁学过拳脚‘功夫’，讲到兴致淋漓的时候还露一露身手，表演‘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如何行刺秦王不中的情形。”不管怎么说，有这么能文能武的老师讲历史，学生们自然欢喜。对“重史籍”的真正理解，就要在漫长人生中慢慢体味了。

　　政治理想的试验田

　　正志中学的教学思路，第三点则是“娴艺术”。作为曾在日本军校学习五年的留学生，徐树铮首先表明自己并不是保守派，只会“尊经重史”，而是与时俱进的。

　　“艺术”这个词最早见于《后汉书》，指的是各种技术、技艺。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学者把西方的“Art”用汉字“艺术”进行翻译。伴随着清末留日学生的日益增多，“艺术”这个词又很快出口转内销，一般来说是指西方的“Art”或“Fine Arts”。

　　徐树铮表示，“吾欲使国之学者无论所学何门，皆以经史植其基，以科学赡其技，则体用兼赅矣。不读经史，不能明立国建政治之原来，不娴科学，不克承万物利人之助。经史者，学问之事，科学者，艺术之事，二者不可偏废也”，从“科学者，艺术之事”来看，徐树铮所表达的“艺术”绝不仅仅是“Art”，更倾向技术、技艺。

　　第四点则谈的是“课事规”，说的是要懂得办事的规则，从而为进入职场做准备。

　　仔细看徐树铮的文字，真切地感受到的是一位教育者对于学生的殷切的期望，生怕学生们因为死读书而成为“见生人则赤色面涩舌，不能置一语言，如是者，入肆不能经商，入官不能临民”的书呆子。同时，他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故在校之日，诸生起居各事，宜轮值一生，承而办之，由校中员师，监而察之，导以办事窍要，匡其不及。读书之余，兼练应事之规”——类似于现在常说的“学生自治”，而老师则类似导师的角色，只是观察、辅导，从而帮助学生提前适应职场。

　　当年冯友兰与同学们去参观北京的几所中学，只有两所中学被其认为有“整洁之气”，一所是女子师范，一所就是正志中学。在冯友兰看来，其中的区别就是女子师范是“自动的整齐”，而正志中学则“为被动的整齐”，虽然如此，但能够让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实现“被动的整齐”也算“课事规”的一点体现吧！

　　此外还有“作礼乐”，总体上说是徐树铮针对当时整个社会礼崩乐坏，提出重新建立礼乐制度。但正如孔子所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所以徐树铮倡导“今之有位者，苟御解不德之识，奈何不急起议之也”，也就是当今这些掌权者，明明看到这些不道德的问题，为什么不赶快进行纠正和批评呢？徐树铮在正志中学做校长期间，也算在这一阶段的“有位者”，他也在积极推动正志中学“作礼乐”，其中一点就是正志中学在音乐课程上独特的地方，关德懋在文中言道：“音乐课程,亦独创风格,歌泳篇章，不下数十。国歌校歌而外，读史有歌，劝学有歌，感时伤别,慷慨抒情,无不被之新声,形诸拍奏。诸生感于辞藻之典茂,音节之清越,吁吁喁喁,永言兴叹，心声既洽，人情遂无秦越。”

　　此外，徐树铮在《建国诠真》中还谈到“迫设民校、官立末年、通同言文”，就是强调在各个地方广泛地建立学校以及强调中央政府要加强对于地方学校的统一管理，避免各地方过大的差异，此外还提出语言、文字全国范围的统一问题，这些思路更多的是从中央政府的视角来推进教育领域的工作了。

　　今年，正志中学已成立了111年，创办者虽早已离开，但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或还有记忆。徐树铮的女儿徐樱曾在文章中提及一件事，那就是徐树铮的一首诗被刻在台北市龙山寺的一块石碑上：“红颗珍珠诚可爱，白头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前种荔枝。”所刻字迹是徐树铮的。徐樱对此甚是疑惑：“我父亲生前并没有到过台湾，这幅字何时带入台湾？何人制碑？何人保存原件？都渺无所知了。”其实不妨做个大胆的猜测，当年正志中学所培养的学生中在台湾的应有不少，那些曾经被徐树铮所影响的学生自然也会把这份影响传递去，也算对老校长的一种回应。此外，正志中学也并没有在历史中消失，经过多次变迁，它已成为今日的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创办正志中学，在徐树铮的一生中算不上极大的功业，但这所学校确实应是他的“理想国”，一方政治理想的试验田。他对教育的思索、对于如何培养人的探索，对于当下的教育或许也仍能有一丝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