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北京往事》 路易丝·乔丹·米恩 著 郑春光 季相娣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00年，清王朝已处大渐弥留之境。此时的北京就像是一座偏逢连夜雨的漏屋，清政府艰难地周旋于英、法、美、德等欧美集团与中国民间组织义和团之间。欧美各国都想在清政府手中攫取尽可能多的殖民利益，而民间组织义和团则成为反击外国势力、维护民族利益斗争的马前卒。他们不是清政府的官方武装，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政府所利用，但也承受着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伎俩。

美国作家露易丝·乔丹·米恩（Louise Jordan Miln）以此背景写就的历史小说《北京往事》将清朝皇室与义和团的纠葛、四位英美游客借由清朝官员与慈禧发生的牵涉，以及这四位英美游客对中国的认知变化编织在了一起。

此书作者米恩以戏剧演员身份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她于19世纪最后十年游历东亚，途经香港、上海等中国城市并首次将莎士比亚的完整戏剧带上东亚舞台。在此过程中，她不仅对东亚文化尤其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而且看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政治状况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艰难处境。米恩将她对中国的思考融入了个人小说的创作中。从通俗文学的题材来看，异国情调、风花雪月、政治斗争在任何时代都能吸引众多读者，而米恩也将凡此种种巧妙地熔炼于她的作品中。

她所创作的有关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武先生》《在山东的花园里》《沈先生与沈太太》《北京往事》等，风靡当时的欧美世界。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于，她的书中含有大量对中国传统文化风俗、艺术审美、生活方式的具体描写。她不仅聚焦于描述封建政府中达官贵人的奢华生活，也着眼于叙述底层民众所处的现实困境，并表达出对这种差距的思考和对底层的同情。虽然，这种同情常常是借由书中的虚构人物传递出来的。在英美文学世界中，米恩的作品对传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真实社会状况与民生情态是有积极作用的，对扫除欧美普通民众因缺乏认知、谣传误导而对中国产生的偏见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北京往事》并非一部主流叙事的历史小说，它更多反映的是作者个人对当时中国封建政府的内部状况及其与外国文化互动的理解。这种理解可能是片面的、偏颇的，是与主流叙事有所偏差的，甚至可能是道听途说的，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贵的他者视角。作者从一种普遍人性的角度来叙述清朝政府的权力代表——慈禧太后对外来文化与外国人的复杂心理：抗拒、恐惧、好奇、观望与有限的接纳。如何将这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展现出来？利用一个虚构在慈禧身边的近臣与虚构的欧美游客之间的互动，便是米恩的方法。

故事中主要角色的个性与行事方式分别象征了中国与外国的过去与将来。他们不但成为皇宫以外了解皇宫内部权力运作方式的连结，也饱含了作者对历史更迭必然趋势的展望。两位年长的外国女性——来自美国的富豪遗孀保罗·范弗莱克夫人与英国贵族查恩利公爵夫人，代表了顽固的欧美观念。她们傲慢、固执、内心充满优越感，对晚辈有强烈的控制欲；而她们的侄子与侄女——约翰·索恩与伊丽莎白，则代表了变革的一代。他们从因由上一代传承而来的观念而互相厌恶且同时都厌恶中国，到最后逐渐理解彼此差异，直至互相信任、爱慕。这种年轻一代关系上的变化与上一代形成了鲜明对比。二人对中国的态度从厌恶到了解、理解、接纳直至同情，也是由他们在与中国贵族小姐冯梅兰及其家庭的交往中发生的。及至故事的尾声，当索恩看清了他们自身、清朝皇室以及义和团三者之间的关系后，作者米恩借由索恩之口，表达了她对当时欧美国家之于中国态度的反思：“约翰·索恩渐渐察觉，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无不使他确信，古老的中国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中，一直遭受着极为不公正的对待，而这种不公正至今日仍在持续……”

作者同样把上述代际差异及其象征安放到了清政府中。慈禧太后正是衰落的中国末代王朝的代表，而虚构出的朝廷近臣冯玉及其女冯梅兰则成为新的权力阶层及满汉融合的象征。在这一设定中，不难看出作者因时代局限而没有预见到中国变革力量的出现，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中国政治革新愿景的表达。

读完整本小说，便不难理解为何米恩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台词作为全书导语：“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这是以西方的方式向西方发出的警告。

这本小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在该书诞生恰逢百年之际翻译出版，不但是对百年前屈辱历史的回望，更是一位外国友好人士对中国美好回忆的珍贵保留。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