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谈文绎史】 

  唐代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据估算，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唐全境著籍户数近千万，都城长安及京畿地区人口数达百万。一个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大城市，其粮食需求量亦极为惊人，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虽然号称“沃野千里，金城汤池”，且有“八水绕长安”之便，但其实际农业承载力亦无法完全满足这座巨型城市的日常运转。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结构性消耗，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年间虽“海内富实”，但统治阶层“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不仅要供应本地居民，还要供养规模庞大且消费极高的非生产性阶层，包括皇室、京官、禁军及为官僚系统服务的各类人员。如何维持中枢稳定、保障京城百万生灵、官僚系统及城市经济的运转？这就不得不提及唐代粮仓的明珠——太仓。

  中国自古深谙“积贮”之道，从西汉建立太仓与常平仓制度，至唐代演化出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仓储网络。唐令曰“仓，谓贮粟、麦之属”，见于史册的主要有：太仓、正仓、义仓、转运仓和常平仓等数种。其中太仓地位最为特殊，它是都城储粮的大仓，向长安城百万人口供应粮食，亦供皇室消费及赏赐、百官俸禄、军需及政府赈济。《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太仓不仅是物理上的粮库，更是长安城的社会稳定器与百万人口的生命线。

  唐代太仓的选址与建筑设计十分讲究。史学界曾长期争论太仓究竟位于“宫城内”还是“禁苑中”，这种争议实际上揭示了太仓功能上的“双重结构”，即保障皇室即时、安全用粮的宫城内部储粮点，与承担国家战略储备、供养京城人口的禁苑内大型粮仓。现代考古发掘为此提供了关键答案，在西安市北郊大白杨地区，地处龙首原高地的唐长安城北禁苑之内发现大规模唐代粮仓遗址，其形制、规模与布局，都与史料中关于太仓的记载高度吻合。

  大白杨粮仓采用了地下窖藏形式，据《农书》记载，地下粮仓“既无风雨雀鼠之耗，又无水火盗贼之虑，虽箧笥之珍，府藏之富，未可埒也”，可见此为古代存储粮食的主要形式。对地下窖藏储粮而言，地下水是最大的敌人，而大白杨遗址所在的龙首原是横亘在长安城北的一道黄土台塬，地势高亢，天然隔绝了地下水的渗透，保证了仓窖的干燥。且该位置北临漕渠水系，来自江淮的漕运船只可通过漕渠直抵附近码头，粮食卸船后直接运入禁苑内的太仓，无须穿行长安城内拥挤的坊市街道，既保障了效率，又隔离了平民，确保了粮食安全。

  大白杨仓窖呈“大口小底”的缸形，参考洛阳含嘉仓规格，单个仓窖的直径可达到10至18米，深6至12米，一个大型仓窖可储存粮食数千至1万石，约合现代500至600吨。作为京师储粮重地的太仓，其常备储量常年维持在数百万石的量级。如此巨大的数量无疑带来了储存上的挑战，为了在地下长期保存粮食，唐代工匠设计了一套复杂的防潮防虫结构。

  首要是挖坑造穴，挖好土窖后用火对四壁进行长时间烘烤，使之干燥硬化，形成类似陶质的保护层。然后在坑底和四壁铺设厚厚的草木灰或木炭，这是一层极佳的吸湿剂，同时木炭的碱性环境也能有效抑制虫卵孵化。在草木灰之上，再铺设木板和席子，避免粮食直接接触土壁。待粮食装满后，顶部会覆盖厚厚的谷壳，再用土密封。这种密封结构创造了一个缺乏氧气的环境，粮食在初期会进行微弱的呼吸作用，消耗掉窖内残留的氧气，并释放二氧化碳。随着氧气耗尽，仓内形成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环境，好氧性的霉菌和储粮害虫便无法生存。在同时期洛阳含嘉仓遗址中还有唐代粟米，历经千年，但颗粒形状依然清晰可辨。

  太仓的储备与运转，不仅靠卓越的建筑技术，更靠严苛的制度。太仓的仓储管理十分严密，从入仓、护卫到出仓，皆有一套严密程序和措施。粮食入库前，必须进行“扬掷”。《旧唐书》载：“米至京师，或砂砾糠秕，杂乎其间。开元初，诏使扬掷而较其虚实，‘扬掷’之名，自此始也。”工人们将粮食高高抛起，利用风力吹走谷壳、灰尘和杂质，分离出净米。这不仅是清洁过程，更是防伪手段，唐代地方官吏为了凑足上缴数额，常在粮食中掺入沙石或水，“扬掷”则能让沉重的沙石和轻浮的瘪谷原形毕露。如果发现粮食洁净度不达标，运粮官必须负责赔偿或补足。史料记载，为了通过太仓令的严苛检查，运粮船队往往要在码头停留数日，自行筛选数遍。

  如果说“扬掷”是物理筛选，那么“铭砖”则是数据溯源。关于仓储制度严密性的另一生动例证，即在含嘉仓和大白杨遗址的窖底的大量刻铭砖。根据天圣令复原唐令中载，“造砖铭，记斛数、年月及同受官吏姓名，置之粟上，以苫覆之”，这些砖块不仅刻有粮食产地，如“苏州租米”，入库时间，如“天宝八载”，数量品种，如粟、糙米等，还有最关键的责任人，从监仓御史到具体的称量小吏等数十位经手官吏的姓名，相当于一份永久性的“责任状”，一旦粮食出现问题，即可追查到人，其管理之周密可见一斑。

  对唐代长安的官员而言，太仓是他们每月领取“禄米”的生计所系，也是官场生态的缩影。唐代官员的俸禄由“禄米”“职田”和“杂用”组成，其中禄米是基础，由于长安官员人数众多，若集中发放必致拥堵。因此《唐六典》规定了严格的“分期支俸”制度，不同品级、不同衙门的官员被分配在不同的日期前往太仓领取俸禄。尽管如此，每逢放粮日，太仓门前仍是车马喧嚣，常现“长龙”，下级官员往往需要在大清早便去排队，忍受长时间的等待与拥挤。此外，由于领取到的禄米数量巨大，高官可达到数百石，低级官员也有数十石，非个人所能搬运，便催生了太仓门外庞大的运输服务市场。大量失地农民或城市贫民聚集于此，靠出卖体力为官员搬运禄米为生。随着利益的聚集，还滋生出垄断搬运市场的“欺行霸市”现象。

  这种领粮的艰辛与官场的无奈，在唐代诗歌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便以“凄凉为折腰”写出对官场趋奉的厌倦，又以“耽酒须微禄”自嘲俸禄微薄与获取的不易。太仓的米，既是养命之源，也是折腰之因。

  太仓，不仅是一座粮库，更是盛唐气象的隐喻。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回忆开元盛世，写下千古名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四句诗不仅是对往昔富庶的追怀，更是一幅以“仓廪”为核心的盛唐图景。

  太仓的兴衰史，本质上是一部唐王朝的治理能力史与资源命脉史，它留给后世的，是一面深邃的历史镜鉴：一个强大社会的根基，始终夯实于那堆积如山的“仓廪”之中，它是礼节与荣辱的起点。

（作者：徐硕，系南京财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