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日本消费税?
创始人
2025-12-16 20:19:42

增值税(Value-Added Tax, VAT)是对商品和服务在生产、分销各环节增值部分征收的流转税。在日本税法体系中没有“增值税”这一税种。1989年以前,日本征收“物品税”对特定商品征税。“物品税”类似中国的消费税。1989年后日本废止“物品税”,开始征收税率为3%的“消费税”。这种“消费税”采用价外税的计税方式(不含税的价格×税率)、对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而非仅针对如烟、酒之类的特定物品)征税、采用进销项抵扣制度(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只缴纳增值部分的税款)。

不难看出,日本的“消费税”(Japanese Consumption Tax, JCT)实际上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所说的增值税(Value-Added Tax, VAT)。日本政府把增值税叫作消费税是要表明,虽然税是企业缴纳的,但最终是消费者承担的,是对消费行为而不是生产行为的征税。

增值税是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的主要税种。在税收理论中增值税被定义为间接税,即税负由消费者承担,企业仅作为代收代缴者。然而,在日本,正如许多税务专家和日本企业所指出的,在实际的商业运作和经济利益分配中,增值税对日本非出口企业构成了近似直接税的沉重负担,而增值税的出口退税机制则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大的“合法套利”工具。

笔者旨在剖析增值税(以日本消费税为典型案例)的法律构造、实际经济效应及其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论证其出口退税制度是如何以牺牲日本中小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变相补贴了少数出口巨头,并最终导致了全球贸易摩擦的结构性根源。

历史渊源与全球蔓延

1.法国的“税制炼金术”

增值税的诞生源于一项精妙的“税制炼金术”。该税制由法国税务局长莫里斯·洛雷(Maurice Lauré)于1954年设计并首次实施。当时法国的税制主要依赖“级联税”(Cascade Tax),即在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对全部销售额征税,导致税负层层堆积,严重扭曲了商品价格和市场效率。

增值税的核心创新在于“抵扣制”:企业只需对自己创造的增值部分(销项税减去进项税)纳税。新税制实现了税收中性,解决了国内市场重复征税的问题。然而,洛雷的设计中还隐藏着一个对国际贸易影响深远的“花招”:将增值税定性为间接税,从而在产品出口时可以合法地全额退税。增值税退税的法理基础是“目的地征税原则”(Destination Principle),又称“消费地征税原则(Consumption Principle)”:产品应在最终消费国征税;出口国可以通过退税使产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进口国则对进口产品征收增值税,税负由进口国最终消费者承担。

增值税退税使得法国出口商能够以不含税的“纯净价格”在国际市场销售法国产品,而法国进口商品则必须在法国为进口产品缴纳增值税。这种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的税制,为法国出口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2.全球的跟风与结构性蔓延

增值税制度的巨大好处迅速被欧洲其他国家察觉。196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指令,要求成员国统一实施增值税,使其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基石。为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竞争力,各国纷纷效仿。增值税迅速蔓延至全球。如今这种基于“目的地或消费地征税原则”的增值税体系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构性不公也日益凸显:全球贸易中增值税国家(具有出口优势)与非增值税国家(如美国,其主要税收为所得税,无法退税)之间形成税收鸿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至今仍未引入联邦层面的增值税。美国政治和税收结构复杂:各州拥有高度独立的税收权,政府税收收入主要依赖州消费税(相当于欧洲增值税和日本“消费税”)和地方财产税。任何联邦层面的新税种都会面临强大的政治阻力,被视为对州权和纳税人自由的侵犯。因此,美国在税制上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少数无法通过增值税制度为本国出口提供“合法补贴”的主要经济体。

3.日本的困境

日本名为“消费税”实为“增值税”的税制使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自1989年以来,“消费税”税率逐步攀升至10%。日本国内有人士认为,消费税制度不仅对低收入群体具有累退性—收入越低实际税负占收入的比例越高;更成为压在日本国内中小企业身上的负担。消费税制度批判者的核心是:该税制持续将从国内消费者攫取的财富,通过巨额退税转移给少数出口大企业,导致日本内需不振、分配不均。

尽管日本国内揭露消费税问题的所在,并呼吁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增值税体系已与全球贸易规则深度绑定,解决这一对国内不公的问题,将撼动全球税收惯例和大国的出口战略,其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现实与法理

增值税虽然属于间接税范畴,但对国内企业形成的“直接税”负担十分沉重。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竞争和企业财务困难时,增值税的间接税表象会瞬间崩塌,暴露出其对日本企业的直接侵蚀。

1.沉重的现金流代价

垫付与收款的时间错位。对于日本国内非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SMEs)而言,增值税的第一重负担是资金占用成本。企业在购入原材料、设备和服务时,必须立即支付进项税。这笔税款的支付与企业的盈利状况无关。换言之,即便企业自身处于赤字(亏损)状态,也必须先行垫付。然而,企业只有在产品销售并收回货款后,才能抵扣这部分税款。

首先,在存货周转慢、应收账款周期长的行业,企业必须用自身的自有资金或短期借款来垫付巨额的进项税。这相当于企业必须为国家承担一笔无息贷款。垫付资金产生的利息或机会成本,是企业利润的直接扣减项,具有明显的直接税特征。

其次,对于生鲜、农产品等价格波动频繁的商品,企业定价由市场供需决定,而非税率。在市场价格下跌时,企业为了生存,往往被迫吸收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税,无法将税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这部分由企业自行承担的税负,本质上就是对企业利润的直接征收。因此,增值税在形式上虽然分配于各个环节,但由于其现金流和市场风险,增值税对国内企业来说,是一项沉重的、直接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2.日本法律与司法态度

日本消费税(JCT)的法律定位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是向政府交纳税款的担当者的观点。例如,日本的《消费税法》明确规定:企业应向国家交纳税款而非仅仅代收代缴。但是,日本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的判例则支持企业将消费税加入售价的行为。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市场定价和成本转嫁,而非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纳税。这个判例在法理上为日本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既然法律要求企业承担纳税义务,那么企业在转嫁失败时承担的损失,就理应被视为一种直接的、针对企业利润的税负。

出口退税机制导致的分配不公

增值税体系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集中体现在其出口退税机制上。这种机制从宏观层面看是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工具。从微观层面看,它是一场以日本企业(非出口企业)为牺牲品的“转移支付”游戏。

1.出口退税的不公平性

出口退税的实施表面上是基于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地征税或消费地征税原则”,目的是确保出口商品抵达消费国海关时处于“零税负”状态,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公平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公平”机制却使出口企业对非出口企业形成了巨大的现金流优势。

第一,出口企业向海外销售产品时,销项税为零。第二,出口企业在国内采购零部件、机器和技术时,支付了巨额的进项税。第三,由于应纳税额=销项税(0)-进项税(>0),政府必须将全部进项税退还给企业。

对于像丰田、日产等每年采购额达数万亿日元的日本出口巨头而言,10%的退税总额轻易就能达到上千亿日元。这笔资金的来源是日本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其流向却是盈利巨大的出口企业,这构成了对出口产业的巨额、合法的国家补贴。

2.企业与纳税人的双重牺牲

政府通过增值税制度对出口企业,特别是巨型出口企业补贴是以牺牲日本企业和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的。首先,日本中小企业被“抽血”:日本企业缴纳的、转嫁失败的增值税,以及它们承担的资金占用成本,构成了国库的收入流。这部分收入随后被中央财政用于退税给大型出口企业。其次,普通纳税人(国内消费者)通过承担更高的商品价格,承担了税负:用自己的消费税为出口巨头提供了免费的、无息的、政策性的资金支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出口企业聚集的地区,当地税务局的消费税统计数据往往出现负值,这意味着该地区净流入国库的消费税收入,小于中央为退税而支付给当地企业的金额。这清晰地证明了日本资金被系统性地转移支付给了少数巨型出口企业或外向型资本。

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失衡

增值税体系所造成的分配不公,不仅限于日本国内,更在国际贸易层面引发了结构性矛盾,这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深层经济逻辑。

1.增值税与所得税国家间的税制不对称

全球贸易税收体系基于对直接税(如企业所得税)和间接税(如增值税)的不同处理规则:

增值税国(如日、欧):出口产品成本中不含所得税,具有价格优势;非增值税国(如美国):出口产品成本中包含企业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不可退),价格处于劣势。

这种不对等使得增值税体系成为一个内置了出口激励的贸易工具。美国政府将此解读为其他国家利用税收制度变相给本国出口商提供补贴,从而系统性地占了美国的便宜。

2.特朗普政策的“歪打正着”与日本国内对消费税制度的质疑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引发了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冲突。然而,面对日本国内的物价飞涨和经济停滞现状,这一贸易冲突反而触发了日本各界对本国消费税制度的反思和质疑。特朗普加征关税(本质上是一种边境税)的核心意图是抵消外国企业在出口至美国时所获得的增值税退税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特朗普的动机是“美国优先”,但客观上也触碰到被合法化了的“出口退税”的“税收套利”实质,为无法通过增值税体系获得出口竞争优势的日本国内企业和非增值税国家发声。

在特朗普“乱棒操作”的外部压力以及日本国内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成本升高的双重背景下,日本国内对消费税制度的质疑声不断。质疑其对日本国内内需和中小企业的长期压制作用。

被誉为现代税制的伟大发明的增值税在其全球实践中,已经从最初的“高效、中性”的间接税,异化为一场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为少数出口资本谋利的财富转移游戏。有日本专家尖锐指出,消费税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贫者为富者、国内为出口”输血的游戏,它持续恶化国内的分配格局。

增值税制度通过现金流压力和市场竞争风险,迫使日本国内非出口中小企业承受直接税的负担。

在国内由于其累退性,增值税加剧了贫富差距,用普通纳税人的钱补贴了出口企业。在国际上通过出口退税,形成了合法的边境补贴,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和关税战的重要深层结构性原因。

尽管取消“消费税”是大多数日本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的心愿,但这一心愿恐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并非日本政府所称的“超市收银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也非“财源无法落实”等技术或预算层面的原因。增值税已经与国际贸易规则(WTO规则)深度绑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系统性问题。虽然全面取消“消费税”希望渺茫,但日本民众希望至少可以将消费税税率降低至更合理的水平,以缓解消费税对日本国内消费和中小企业的挤压。

(作者为旅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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