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7日，朱某甲的女儿朱某乙在男友徐某住所内被徐某殴打，同年4月29日7时左右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案件经多次审查，但因关键证据存疑，未能顺利提起公诉。

“我相信法律会还我女儿一个公道。”申诉人朱某甲，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在案件发生多年后，依然怀着对司法公正的坚定信念，向贵州省检察院提出申诉，省检察院指令遵义市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办理。

面对历时已久、案情复杂的“硬骨头”，我们认真梳理原案证据后发现，原案始终未能提起公诉的核心症结在于：徐某翻供后的无罪辩解与证人马某的证言大体吻合，形成了“另有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导致证据链出现缺口，无法形成闭环。但是我们在复查中发现徐某在整个侦查阶段作出9次持续稳定的有罪供述，其供述与多项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仅仅因徐某翻供、提出有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便能形成“合理怀疑”，可能不当。因此，审查“合理怀疑”是否成立是揭开本案真相的关键。

我们通过对全案证据抽丝剥茧，敏锐地发现原案办理中的问题——对翻供辩解和矛盾证言的审查未能“求极致”。在本案的原案办理环节，徐某翻供称被害人系案发前一日外出卖淫被嫖客殴打，意图制造“另有真凶”的假象，为其脱罪制造合理怀疑。但据法医鉴定，被害人系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从医学常识与生活经验判断，此类损伤必然导致行动能力迅速丧失，难以如常活动。那么，此后被害人如何到达徐某住所？

我们抓住这一违背常理之处，梳理出本案存在的五大疑点：一是有罪供述为何被否定？徐某曾作出多次稳定有罪供述，且能与间接证据印证，其翻供理由是否具备合理性与可信度？二是“吻合”的证言是否可靠？证人马某的证言多次前后矛盾，对关键细节的解释不合常理，其客观性存疑。三是是否存在串供行为？徐某曾供述与马某合谋编造“被嫖客所打”的虚假情节，这一重大线索原案是否深究？四是时间差是否合乎常理？徐某称朱某乙是4月26日外出卖淫被嫖客殴打，但严重颅脑损伤后能否自如行动近三天？五是“场外”证据是否被忽视？徐某释放后曾向多名亲属承认罪行，这些事后陈述，原案是否予以考量？这五大疑点均直指原证据体系存在薄弱环节。

围绕上述疑点，一场缜密的法律监督与证据补强工作迅速展开。我们制定了详尽的补查提纲，并全程引导侦查，对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的时间间隔进行补充鉴定，明确了时间间隔在48小时以内。我们再将鉴定结论与被害人的通话记录、行动轨迹等客观证据进行交叉锁定，从而确证伤害行为发生于4月27日，彻底否定了被害人于4月26日受伤的不实辩解。

在复查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要善用客观证据的“矛”，去刺穿主观辩解的“盾”——我们调取了被害人完整的通话记录与轨迹信息，充分证实4月26日这天被害人并未外出，徐某所谓“其外出卖淫被嫖客殴打”的谎言不攻自破。

同时，对关键证人进行测谎辅助审查，结果显示为不通过，最终准确判定伤害行为发生于4月27日，从而刺破徐某制造“另有真凶”的假象。

据此，徐某翻供后的无罪辩解被否定，证人的“吻合”证言被推翻。

我们深刻感受到：“当科学的鉴定结论与客观的行动轨迹相互锁定，再精巧的谎言也会变得苍白无力。”换言之，当言词证据出现“罗生门”时，必须善于主动运用技术手段将“合理怀疑”转化为“科学定论”，构建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

基于复查阶段围绕“唯一结论”科学构建的完整证据体系，2022年7月，遵义市检察院依法撤销对徐某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同年9月，对徐某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提起公诉，2023年3月，遵义市中级法院认定检察机关对徐某的指控成立，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某认罪服判，未提出上诉。

时隔两年再回望此案，其中办案细节与心路历程仍历历在目。对于朱某甲而言，这是对女儿最后的告慰；对于我们检察官而言，这是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坚定践行。

（口述人：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杨腾燕  整理：吴虹 黎娟 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