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徐啸宇 梁家贵

　　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1905年，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形成较为系统的博物馆理论，故被誉为“中国博物馆之父”。

　　张謇并非单纯模仿西方模式，而是秉承“设苑为教育”的宗旨，将博物馆纳入其教育体系，使之既承担文物保护与自然资源展示功能，又服务于地方教育与社会启蒙，其博物馆实践及其理论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本土博物馆事业的开端，也折射出知识分子在面临国家危机与文化挑战时的主动回应。

　　中国近代本土博物馆的起步

　　19世纪中叶以来，西人相继在中国设立的博物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以自然史收藏和研究为主要目的的自然史博物馆，旨在收集中国的自然史标本，将自然史研究作为博物馆的主要活动，博物馆所特有的展示和教育功能并没有被视为主要任务，其创办者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及来华西人团体，这类博物馆以徐家汇博物院、北京北堂自然博物馆等为代表；另一种类型是科学技术博物馆，主要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主要目的是通过科学技术展览展示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吸引国人参观。更多的外国人出于多种目的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博物馆实践，并乘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一些博物馆还充当了中国珍贵遗产掠夺者的不光彩角色。

　　西人在中国的早期博物馆实践及其行为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他们强烈意识到，西方文明与重视科技、教育密切相关。兴建新式学校被视为振兴教育的根本，而图书馆和博物馆则是大众教育的重要设施，博物馆逐渐被视为民族认同的重要场所，不仅承担文物保护，更成为社会教育和公众启蒙的工具。20世纪初，一部分具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与实业家对博物馆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他们掌握西方博物馆信息，结合经济实力，进而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实践。

　　张謇创办博物苑的理念及实践

　　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首先，保护地方文物与自然资源，防止它们流失海外，张謇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今则绀发碧瞳之客，蜻洲虾岛之儒，环我国门，搜求古物。我之落魄士夫醉心金帛，不惜为之耳目，稗贩驰驱。设不及时保存，护兹国粹，恐北而热河，东而辽沈，昔日分藏之物，皆将不翼而飞。”

　　其次，收藏、展示自然历史遗产，是“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图地方人民知识之增进”的“实现之处所”。

　　再次，科学研究、辅助学校教育，希望通过博物馆提升地方教育水平，培养新式人才。张謇说：“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

　　最后，希望通过博物馆提升国民素质与国家竞争力。张謇认为，观赏与研究文物、自然标本不仅能够培养国民见识，还能启发工艺创新与产业改良，从而间接增强国力。

　　显然，张謇的博物馆理念具有三大特征：一是面向全社会开放，促进文化共享；二是作为教育补充，通过实物展陈培养观察与思考能力，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三是注重收藏工艺、农业和工业资料，以支持实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实现博物馆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张謇有关近代博物馆理念的形成源于多元思想的交融：首先，受儒家“鉴往知来”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其次，受西方提倡实践、个性与全民教育等新式教育思想的启发。此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与博物馆结合”模式也对张謇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其强调博物馆与教育结合、注重公共性与社会功能的做法。

　　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及教育。是年5月，张謇先后参观大阪博览会与东京帝国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补充的博物馆使他深受启发，进而萌发了创办博物馆的想法。

　　1905年，张謇上书张之洞，提请设立博物馆：“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观览。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张謇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张之洞能出面建立“帝室博物馆”这一国家公共教育机构，实质上是在呼吁清政府以创建国家博物馆为起点，承担起推动博物馆教育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学部还是张之洞，均未采纳张謇的建议。在官方渠道推动无果的情况下，张謇转而于家乡南通自主筹办博物馆。1905年，他首先在通州师范学校对岸迁坟千余座、动迁数户居民，筹建了一座占地四十余亩的公共植物园。随后，在该植物园的基础上，他开始规划并建设南通博物苑，亲笔题写“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楹联。由此，中国近代第一所本土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正式诞生。

　　在建设南通博物苑的具体实践中，张謇进一步探索并完善自己的博物馆理论。他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等奏议中，充分论述了博物馆的宗旨和意义，国家博物馆的筹建到地方博物馆的规划，对博物馆具体的业务工作如馆址选择、博物馆管理、文物标本的征集、保藏、陈列、讲解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博物馆理论体系，张謇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学理论家，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謇博物馆实践的历史影响

　　张謇的博物馆理念与实践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一是事业高度依赖张謇本人的声望、财力与推动，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体系，以致在其身后博物苑一度陷入停滞。二是尽管张謇提倡开放与普及，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际受众仍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未能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此外，张謇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实用目标，博物馆在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方面的功能尚未充分展开。

　　尽管如此，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壮举，绝非一座地方性文化设施的孤立事件，它如同一块投入沉寂湖面的巨石，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界激起了深远而持久的涟漪。一是为晚清地方官绅与学界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南通博物苑的成功实践为各地官绅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本土化的博物馆建设模式，他所撰写的文章更是系统地阐述了博物馆的理念与方法，成为当时认知博物馆的“启蒙教材”。在其影响下，如1906年由湖南督抚端方倡议设立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等一批地方性博物馆开始酝酿和出现，为具有完整意义的博物馆在中国社会的“正名”与“落地”开了先河。二是为深刻影响了民国初期国家层面的博物馆事业发展。1911年后，博物馆作为新式社会教育场所，愈发受到关注和重视。而张謇的先行探索，诸如培养的专业人才和确立的收藏、分类及管理等，为民国初期国立博物馆事业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蓝本与支撑。例如，民国教育部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时，就曾专门致函南通博物苑，请其提供管理制度作为参考。

　　张謇的博物馆实践及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是开创性，他所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第一座具有完整意义的近代博物馆，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从传统皇家、私家收藏走向公共文化机构的重大转型。二是系统提出并践行“设苑为教育”的理念，将博物馆定位为社会教育与国民启蒙的重要平台，推动博物馆功能从“藏”转向“育”，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三是构建了一套涵盖建筑规制、藏品征集、分类保管、陈列展示和观众服务的完整博物馆运营体系，为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制度化与专业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张謇注重融入园林设计与活态展示，创造出兼具教育性与审美性的“博物苑”模式，体现出中西融合的独特探索。

　　张謇曾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他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及其博物馆理念，正是他所留下的“有用事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