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大山的冬风，是带棱角的。

刚到立冬，山就白透了。雾凇挂在松枝上，风一吹，簌簌往下掉，落在他的安全帽上，转瞬化成水珠，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进领口，凉得他打了个寒颤。他紧了紧工装拉链，手上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藏在老茧里，那是二十多年爆破生涯刻下的勋章。如今他身上又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印记，胶质母细胞瘤，确诊八个月了。

隧道口的铁皮房里，工友们正哈着白气暖手。“师父，今儿这风邪乎，钻机油管都冻硬了！”年轻的徒弟举着扳手搓手，鼻尖冻得通红。他没应声，从怀里摸出个避光玻璃小药瓶，倒出两粒白色抗癌药，就着保温杯里的温水咽下。

他是隧道的爆破班长，掌了半辈子钻杆，如今左线还差八百米贯通。进隧道前，他照例绕着钻机转了两圈，粗糙的手掌抚过冰冷的机身，检查履带松紧、钻头磨损。手指头触到金属的寒意，一哆嗦，像触到确诊那天医生的话，“最多一年，好好歇歇”。他当时笑了笑，转身就赶最后一班车回了工地。歇着，不如在黑暗里凿出点光。

隧道里比外面更冷。风从通风口灌进来，呜呜地响，夹杂着粉尘和机油味。头灯的光束劈开黑暗，照见岩壁上凝结的冰碴，他掂起风钻，沉得像灌了铅。年轻时他能单手提钻打六个梅花眼，现在左臂偶尔会发麻，是肿瘤压迫神经的缘故。他咬咬牙，把钻杆对准标记点，启动开关。

“嗡嗡嗡……”钻机的震动顺着胳膊传到胸口，震得他太阳穴突突跳。这是老毛病了，近来发作更厉害，有时疼得眼前发黑，他就扶着岩壁歇上半分钟，从口袋里摸出块硬邦邦的馒头啃两口。馒头是炊事班蒸的，冻得能把药片砸成粉，工友们却抢着吃，说越嚼越香。

爆破前装药最考验耐心。他眯着眼，把冻得发硬的炸药条塞进炮孔，引线要拉得均匀，多一分少一分都可能出岔子。指头冻得发僵，他就往手心哈口热气，搓两下再继续。工友们不知道他的病，只当他近来爱出汗，脸总是红的。有回隧道顶掉了块冻土，砸在他脚边，徒弟惊叫着拉他，他却笑着捡起冻土块：“这石头懂事，知道给咱让路咧。”

其实那天他头痛得厉害，眼前直冒金星。回到宿舍，他才从枕头下摸出止痛药，就着冷水吞下。手机屏幕亮起，是女儿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他赶紧用枕巾抹了把脸，接通时脸上已堆起笑。“爸爸，山里下雪了吗？我给你堆了个雪人，戴安全帽的！”女儿的声音脆生生的，像山间的泉水。他看着屏幕里女儿冻红的小脸蛋，喉咙发紧：“雪大着呢，等爸爸打通隧道，就回家陪你堆雪人咧。”

挂了电话，山上的雪又大了。他想起上个月，工友们在山口圩集买了烤红薯，裹在棉袄里带进隧道，分给每个人。红薯烫手，甜香混着火药味，在黑暗里漫开。有人说：“等隧道通了，咱就沿着新高速回家，再也不用绕山路了。”他啃着红薯，焦甜汁水顺着喉咙往下淌，心里忽然暖烘烘的，这世上最实在的幸福，不就是有人一起干活，有人盼着回家吗？

入冬的第三天，要进行一次大爆破。头夜的风刮了整晚，隧道口的铁皮房都在晃。他凌晨四点就起了，头痛得厉害，用毛巾裹住头，在宿舍走了两圈，才勉强撑住。装药时，他忽然感到好一阵眩晕，手里的炸药条差点掉在地上。徒弟眼快，扶住他：“师父，你脸色不对，歇会儿吧！”

“没事。”他摆了摆手，深吸一口气，“这炮一响，就能往前推进三米。”

撤离到安全区，他按下爆破按钮。一声巨响，山摇地动，烟尘从隧道口喷涌而出，裹着雪沫子，在晨光里散开。等烟尘稍散，他率先冲进去检查。岩壁垮落得很规整，没有哑炮。他松了口气，靠在岩壁上，忽然笑了，隧道深处，头灯的光束交织在一起，像一片星星海。

风还在刮，从隧道口灌进来，却好像没那么冷了。他摸出手机，给女儿发了条语音：“丫头，爸爸又凿出三米光。”

手机屏幕映着他的脸，眼角的皱纹里沾着雪粒，笑容却比雪后的阳光还亮。

冬风破不开大山的骨，吹不散黑暗里的光。那光，是钻机的轰鸣，是炸药的巨响，是一个人在命运面前不肯低头的倔强。

雪还在下，落在隧道口的脚印上，慢慢盖住了来时路。而隧道里，钻机再次响起，向着光明，一寸寸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