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写活”一部史诗，意味着要让那些宏大的叙事、历史的角色和重要的事件变得生动、可感，让现代读者能与之产生深刻的情感联结，这的确需要技巧与匠心。

史诗的“活”并非简单的情节生动，而是一种让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人性光芒在当代读者意识中的重新唤醒。如何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孙思在创作上海百年史诗《风从东方来》可谓匠心独运。孙思知道，读者关心历史，往往是因为历史中的人容易引发大家的兴趣与思考。为此，这部史诗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以人为主体，以史为根基，作者沿着一条虚实相间的线索，找到历史细节中永恒的人性共振点。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百年党史，风云变幻；沧海桑田，英雄辈出。百年党史怎样描绘？百年巨变如何呈现？这是孙思创作《风从东方来》必须面对的“大课题”。那么，以诗歌的形式来回顾上海百年历史，达到以诗叙史的目的，这无疑是一次极其艰难的挑战。对史诗而言，“时间”与“人物”是一部史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时间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中国人对时间的完整理解：既是永恒流动的“时”，也是可被分割利用的“间”。为此，孙思在创作上海百年史诗《风从东方来》过程中，首先处理好时间与人物的关系：“1922年初夏/上海南成路的辅德里红木桌上还摆着茶杯/十三位代表，似乎刚刚离开//他们的神情，戈壁一样坚毅身体里似乎正刮着风雪/但我分明看到，阳光在他们背后幕布一样挂满。”这里的时间，这里的人物，仿佛还“活”在我们的眼前。这里的时间和人物为何还能“活”着？那是因为，这里的每个历史人物、每条街道、每座建筑，孙思都逐一沉潜进去：以时间为流程，以人物为段落；以时间为河流，以人物为尺子；用时间强调政治时机，用人物延伸历史时长。正是凭借可触摸的“时间”以及可感悟的“人物”，孙思将《风从东方来》分为序幕、曙光、解放、转折、多元、静好、尾声七个部分，如同戏剧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一样，呈现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史诗格局。

在处理好时间与人物的关系的同时，孙思又在“诗”与“史”的关系上狠下功夫。特别是在诗与史的重要节点上，她找到历史细节中永恒的人性共振点：“1990年，上海开始第一次破冰/一些新的名词，大海剔骨般地从水上升起//它们与数量词连接/带着出水的蓬勃/执着与坚硬，在时空中呈现。”是的，“出水的蓬勃”以及“执着与坚硬”这不是简单的“破冰”行为，这是豪迈的改革气度与钢铁般意志的“人性显现”。为了避开传统史诗容易陷入“历史博物馆”的弊端，孙思牢牢把握住自洽的史诗法则、历史踪迹、语言体系，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当“破冰”与“新名词”、“出水的蓬勃”与“数量词”形成经济链条，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从此获得了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呼吸与心跳。的确，在调和历史的严谨与诗性的飞扬方面，孙思有自己独到的笔法，她大胆地运用坚韧与明快、柔和与锋利相互交错的线条，从远到近，由简及繁，将历史感与现实感组合成巨幅画卷，徐徐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同时，她又以丰富的视角、深邃的情感，使《风从东方来》达到了“诗”与“史”的高度契合，让史诗在历史的河床上绽放出诗性的浪花。

当《风从东方来》的“尾声”带着“我”自己的家族与上海“同频共振”的时候，看似写“小”了，实则变“大”了。因为，史诗创作如今也面临着深刻的范式转换，特别是史诗的宏大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说到底，孙思的这种开放性的史诗创作态度提示我们：不管是家族故事的“小”，还是宏阔史诗的“大”，只要它们始终保持着血脉与情感的“共振点”，小与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那么，这一转换过程，不正是《风从东方来》极力想表达的人性共振与家国情怀吗？

（作者系书评人）

原标题：《用诗歌，为百年上海历史作传》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何晶

来源：作者：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