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研究的传统中，视觉中心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声音常被视为依附于画面的次要元素。然而，《姥姥的外孙》恰恰通过一套精密的“沉默—声音”叙事系统，超越了表面的家庭伦理故事，展现出更为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层次。

　　影片不仅讲述代际和解的温情，更以潮汕方言、童谣、祭祀声响构筑起“文化记忆之声”，形成对身份认同的召唤；同时，以姥姥明珠与母亲阿秀为代表的女性角色，以“沉默之声”进行着一种在父权与伦理夹缝中的坚韧抗争。男主角阿安，正是在这两种声音的交织冲刷中，完成自我的洗礼与重塑，影片也由此揭示出东亚家庭情感结构的深层真相：那些未曾言说的牺牲与坚守，往往承载着最震耳欲聋的爱与痛。

　　文化与情感的声音景观

　　“声音景观”理论由加拿大作曲家默里・沙弗提出，强调人与声环境的互动关系。在电影中，声音不仅是叙事的辅助，更是塑造地方感、传递文化情感的重要媒介。

　　影片通过“高保真声境”，如潮汕方言、童谣《唪金公》以及祭祀经文，将姥姥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基因具象化。这些声音成为连接故土与异乡、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不断召唤着后代对文化根源的认同。另一方面，火车轰鸣、集市叫卖、医院喧嚣等“低保真声境”，则通过声音的远近与层次，构建出真实可感的物理空间，既象征时间的流逝与命运的必然，也使观众得以沉浸于角色的日常生活。

　　更为高明的是影片对“无声”的运用。姥姥在得知阿安照顾自己实为卖房时的缄默、面对儿子索取时的沉默，乃至生命尽头仍无法直言的重男轻女之痛——这些无声瞬间构成了戏剧张力的核心。例如寺庙祈愿一幕，姥姥宽厚的祝愿与阿安不解的质问形成强烈对比，而她沉默的背影特写，将情感推向高潮。这种声音的“空”，并非意义的缺席，而是为更深层的“声音”——即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沉默抗争，预留了表达的舞台。

　　沉默作为女性生存诗学

　　若将影片视为一个话语权力的角力场，那么姥姥与母亲阿秀无疑处于“结构性失语”的境地。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这种“失语”如何转化为一种主动而有力的言说。

　　姥姥的沉默，是一种历经沧桑的生存智慧与无奈选择。她既是儒家伦理的继承者，也是其压迫的承受者。她的沉默，既是对性别不公的隐忍，也是维系家庭表面的黏合剂，更是她守护尊严、履行母职的唯一途径。

　　母亲阿秀的形象，则是这种沉默命运的当代延续。她的一句“儿子继承遗产，女儿遗传癌症”，道尽了“失语”背后的悲剧性。她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她的声音被兄弟选择性忽视。她的沉默，更多是一种被内化的无力。

　　然而，影片并未止于悲情。姥姥日复一日地卖粥维系家庭、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老人，女性的行动本身就成为最有力的“言说”。她们无需通过语言去争取所谓的权力，因为她们自己就在创造和维系着生活。

　　双重音浪下阿安的觉醒

　　阿安的成长，本质上是一场从“听见”到“听懂”再到“内化”的聆听之旅。

　　初始的他，耳中只有遗产与利益的喧嚣，听不见方言背后的文化乡愁，更听不懂沉默之下的深情。而在陪伴姥姥的日子里，他逐渐听见了根系故乡的潮汕话，听见了她对子女的忧思，也听见了她脆弱的梦呓。

　　随着母亲对姥姥抱怨多年不公，阿安开始读懂那份沉默。直至在病榻前，他唱起《唪金公》，完成了一次迟来的文化呼应与情感认同。他最终破译了“沉默之声”，理解了其背后的孤独、恐惧与磅礴的爱。

　　与始终只“听见”病重消息与遗产数目的舅舅不同，阿安从一个拥有话语权的男性旁观者，蜕变为女性沉默的共鸣者与解读者。他的觉醒，标志着一种新型男性形象的可能——打破父权窠臼，具备倾听、共情与担当的品质。

　　【结语】

　　《姥姥的外孙》揭示，真正的沟通不在于滔滔不绝，而在于心灵深处的倾听。在姥姥与母亲的沉默中，我们听见东亚女性于不公境遇中展现的坚韧、奉献与爱；在文化与记忆的声音碎片中，我们听见离乡族群对“根”的执着追寻。这部电影以温暖的方式，发出了对时代与社会犀利的追问，并于无声处，让我们听见了关乎爱、亲情与文化传承轰鸣的惊雷。

　　舒文帝 （四川外国语大学）  

　　投稿邮箱：xindazhongyingp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