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今年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已经落幕，但它展现的全球治理“非洲时刻”仍在延续热度。14亿多人口的诉求、超过半世纪的发展积累、区域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使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大陆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愈发难以被忽视。非洲的发展诉求与全球南方的声音被放大，中非等多方务实合作凝聚合力，为全球治理注入公平包容的新动能。

回望过去30年，非洲大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被动接受全球治理转向积极参与规则制定。这一变化是国家实力累积、区域合作深化、国际格局重塑共同作用的结果。自1999年G20创立起，南非长期是其中唯一非洲国家，让非洲首次拥有制度化的发声渠道。2023年，非洲联盟被正式纳入G20作为永久成员，这是另一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国际社会首次在全球治理核心机制中以非洲整体而非若干国家对待这个大陆，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长期在制度体系中代表性不足的局面。经济从依附性增长转向内生性扩张，城市化进程创造庞大消费市场与劳动力供给，区域一体化打破殖民时期形成的碎片化格局，这些非洲社会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转型与跃升，使非洲形成前所未有的聚合能量，为其地位提升筑牢了根基。

没有非洲治理，就没有真正的全球治理。非洲作为全球面积第二、人口第二多的大陆，其治理状况对全球体系的稳定性具有结构性影响。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与本土社会文化是否契合密不可分，非洲治理的道路必须扎根非洲自身。非洲治理的核心问题，是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

非洲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以乌班图精神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理念，强调共同体、互助、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联结，它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渗透于许多国家的基层治理实践。协商民主、社区自治、长老议事等制度形式，在不少地区仍在发挥作用，成为国家正式制度之外的重要补充。事实上，非洲国家独立初期普遍借鉴了西方制度模型，包括宪政、政党竞争、议会制度等，但这些制度往往与本土社会结构脱节，难以稳定运行。不少非洲国家在经历制度危机后转向本土化探索，例如南非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实现民族和解，卢旺达通过“加查查”传统机制推动社会重建。这些案例说明，只有深植于本土文化的制度创新，才更可能获得社会认同与治理成效。

坚持本土道路并不意味着拒绝外部支持，而是强调支持方式必须尊重非洲主体性。外部援助要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而非通过附加条件干预国家内部事务。非洲国家对于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共识，正是在类似原则下逐步凝聚而成。

在非洲探索自身道路的过程中，中国无疑是最可靠、最稳定的合作力量之一。中非合作论坛25年的实践显示，中国采取的是以发展为核心、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与西方主导的干涉性合作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中非合作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双方有相似的历史创伤和发展追求，都渴望国家独立、社会稳定、人民富裕。这使中非之间的经验交流具有天然的同理性。中国的治理经验，如超大规模人口管理、贫困治理、基层组织建设、产业发展等，为非洲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

在减贫合作方面，中国经验通过培训学校、示范园区、技术援助等形式转化为非洲实践。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园区、尼日利亚的农业合作项目、卢旺达的职业教育计划等，都体现了中非合作在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直接贡献。这类合作的核心不在于援助，而在于能力建设。蒙内铁路让东非的交通网络第一次真正连结起来，莱基深水港提升了西非的区域物流能力，坦赞铁路等项目则见证了中非合作的深厚基础。道路和电力常常比制度文本更能改善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升了非洲国家的经济潜力，更增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在文化与理念层面，中非合作同样建立在深层认同之上。天下大同与乌班图精神在价值上呈现出惊人的契合，都强调共同体原则，都反对零和博弈。在全球治理理念转型期，中非在多边主义、全球公平、反对霸权政治等方面形成了重要共识，为构建更公正的国际秩序贡献了思想力量。

所谓“非洲时刻”，不仅意味着非洲自身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也意味着全球治理结构正在迎来一次深刻的调整。它让世界看见一个正在崛起的文明主体，也提醒着国际社会应重新思考发展模式与治理逻辑。（作者分别是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