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我做了一辈子考古工作，现在82岁了，仍以考古为乐。

  我1943年出生于天津，1962年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候，历史系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生可以随意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邹衡先生的商周考古课、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课、商鸿逵先生的历史文献学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邹先生逻辑清晰，严先生治学严谨，商先生不但知识面广，而且非常风趣，常常妙语连珠。课下，我随心所欲读自己喜欢的书，除了文史书，也读黑格尔、叔本华的哲学著作，甚至连续几年订阅《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直到现在，我的阅读兴趣也不局限于考古这一领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后来当了中学老师，1971年回归考古队伍，到咸阳地区文教局文管会工作，1979年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隔数年重新投身考古工作，我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所让我主持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在做这件事之前，我打算先从陵墓建筑方面进行探索，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当时的都邑制度。因为汉代的丧葬观念是“视死如视生”，陵寝是仿照帝王生前宫殿建筑来设计、修造的。如果把西汉皇帝陵墓布局结构弄清楚了，我的都城遗址研究就有了重要支撑。那么，选择哪个陵墓开展工作呢？有人建议发掘汉武帝茂陵。汉武帝有雄才伟略，知名度高，而且史书记载，他的陵寝陪葬品丰富。发掘茂陵肯定会有轰动效应，但考古发掘不是为了挖宝。茂陵虽规制宏伟，却有可能超逾常制，不一定是汉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而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考虑再三，我决定发掘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汉宣帝是西汉王朝的中兴之主，他的陵墓也许更能反映汉代帝陵的常制。事实正是如此。通过发掘，我们从考古上揭示了汉代的陵寝制度，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比如，过去很多人把陵园与寝园混为一谈，杜陵的发掘表明，陵园以封土为中心，寝园以寝殿为中心，二者各成一体，不能混为一谈。又如，“小五铢”的性质曾长期困扰古钱币学界，发掘表明，“小五铢”为墓葬明器，而非流通货币。汉代的门、塾、阙的具体形制，也是通过杜陵的发掘而得到确认。可以说，杜陵陵园遗址的发掘，虽然没有精美文物的出土，但是从学术上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为此后的都城考古打下了基础。

  国家是文明的集中体现，而都城与国家相伴而存，是国家的缩影，因此成为文明重要的物化载体。在中国，从黄帝时代的城址，到夏商周三代都城，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都城，历朝历代的都城选址、布局形制等规划理念一脉相承，这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都城考古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社会历史信息含量高、意义大。我认为，都城考古不能停留于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既要注意从宏观上解决都城位置、环境、城市布局形制等问题，也要从微观上研究都城的宫殿、宗庙、官署、武库、寺院、城门、街道、里坊、手工作坊等，要重视都城布局形制及其变化、探索其形成与变化的原因，由小见大，由物及人，由物及史。

  我们的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就是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由“面”到“点”的思路展开的。从1985年到1991年，我作为西汉长安城考古队队长，先后主持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东市和西市遗址、长乐宫遗址、北宫遗址、建章宫遗址等考古发掘与勘查项目。在未央宫三号建筑遗址，我们集中发掘出土大量刻有文字的骨签。骨签纪年自西汉初期延续到西汉晚期，是重要的古代档案，对汉代年代学、职官制度、手工业史、兵器史、档案史、文字学、篆刻史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成立阿房宫考古队，李毓芳研究员担任队长，我担任顾问。考古队用了5年多时间，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开展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得出结论：当年阿房宫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和部分宫墙的建设，因为宫殿建筑基址以上部分未来得及营建，作为土木建筑的宫殿建筑也就不存在被大火烧毁的问题。2000多年来，阿房宫被后人视为古代宫殿建筑的杰作，也是秦始皇、秦二世大兴土木、奢华无度、涂炭百姓、重赋急刑、贬善纵恶的历史佐证。当考古发掘揭开阿房宫遗址的神秘面纱之后，项羽“火烧阿房宫”事件竟然子虚乌有，这个结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引起的风波，使我们认识到，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发现、多学科结合新方法的应用、学术理论的创新，历史学将会不断发展，过去一些不正确、不准确的判断会逐渐被纠正。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载体，是民族的记忆。从近代科学中发展出来的考古学，使人类对自身的历史有了全新认识。除了考古挖掘工作，我还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不懈探索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前些年出版的《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在这本书里提出，国家都城、帝王陵墓、礼器、文字等具有代表性的物化载体，构成了中国历史延续不断的“国家文化”，维系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家国情怀”“家国一体”的理念是中华民族国家文化“不断裂”的思想、精神基础。

  以往的通史及各种各样的专门史、断代史，大多是以“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来写作的，比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在这本书里，我“反其道而行之”，写不同王朝都城的形制，从大家现在看得见的明清北京城故宫为出发点，上溯到元大都、金中都、宋东京城，再介绍汉唐两京长安与洛阳，周秦丰镐与咸阳，夏商都邑之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等。写帝王陵墓也是如此。我希望通过由近及远的叙述，梳理“晚期”如何承袭、发展“早期”历史，形成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从已知到未知、由近及远，这符合人类认知客体世界的一般规律。这本书的学术性、理论性很强，我尽可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去写，希望大众都能读得懂。好在我的努力得到了读者和学界的认可，这让我很欣慰，也鼓励我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行。

（作者：刘庆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本报记者杜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