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代奎

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6月，四川宣谕使余玠针对蒙古铁骑“来如天坠，去如电逝”优势在四川丘陵山地难以发挥的状况，制定以山制骑、依山为垒，修筑耕战结合的山城寨堡以抗元兵的方略。

忠州官府鉴于州城系版筑土城墙、易攻难守的弱点，决定遵循余玠方略，选定州城下游四面悬绝的江中孤岛皇华洲，举全州之力，修筑耕战结合的新城。随后，新城因地制宜、因势赋形，在悬崖绝壁上修筑城墙、城门和墩台等防御设施。并在岛上新建州署、龙渠县署等建筑和军营、街道等。皇华新城因此初具规模。之后，忠州知州常庆福更是大规模筑城，使得皇华城成为长江中一处坚固的防御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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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筑城完善防御设施

明万历年间《重庆府志》记载：“常庆福，字全甫，云中人，进士。淳祐（1241～1252年）中初知万州，筑天生城时甚赖之。绩上，移忠州守。”

常庆福自幼聪明睿智，有超世之才、坚忍不拔之志，饱读兵书，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1247年，他从万州知州调任忠州知州，乘船溯江而上，到达皇华岛，从朝天门入城，进入知州衙署。

上任伊始，“簿书狱讼之暇”，在忠州防御使贵杰、录事参军安元白和儒学教授黄有大等一众官员陪同下，边走边观察，查找疏漏，发现东门以西城墙的外侧垛墙不高耸，女墙之内地段稍狭窄，回旋余地狭小，万一敌攻此瑕，惧莫能敌。议欲改图为万全之计,又适值筑填西、定远两堡来不及改筑。

到了第三年，年谷丰熟，常庆福决定开始第二次筑城，完善防御设施，以为万全计。“凡当出战入守之地，必欲事事周密，一无废弛。昔之欠缺者补而足之，始之卑隘者累而大之。”加高加固“东门以西雉堞”，继续施工，筑好填西、定远两堡。筹划动工在朝天门内侧建一个大堡，使“外势斗绝，足以壮窥阚之谟；内势砥平，足以严矢石之备”。筑堡期间，他“身先士卒，靡惮劳疲，躬厉工役，不辞寒暑。夙兴夜寐，略无暇时。”六月初一开山破石的石工报告说“破石出双鱼黄色光润，长不盈尺而鳞鬣悉具”，遂定名“金鱼堡”。淳祐十年（1250年）六月，安元白撰写了《金鱼堡记》，并刊刻成碑。

常庆福调动忠州所属临江、垫江、南宾、丰都、龙渠五县数万军民，把皇华城培修得更加坚固完善。以皇华岛有利的方山地形，就地取材，据险构筑内外城；以江为池，以山为城，金城汤池，水陆联动，层层设防；对外城墙进行补修、培修，有的地段加固，有的地段加高，再修了四座城门，形成总共七个城门。并在城门上修建敌楼，增强防护和反击敌方攻城的作用。在城墙转弯处，还修建角楼以观察瞭望。修筑后的外城墙全长十一里半，最高约二十四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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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华岛四面临江高不可攀

皇华岛四面临江，悬崖峭壁，外城墙因势赋形，顺应自然地势石灰浆勾缝石墙和垛口，虽实砌仅数尺多，但与悬崖峭壁连成一体，岛下和江面望去耸入云霄，高不可攀。

为增强防守效果，常庆福吩咐凿掉悬崖绝壁上突兀之石和砍掉大树、挖掉树桩，以防敌兵抛绳索搭设绳梯攀爬偷袭。增修了七八丈高、八里多长的内城墙。内城墙主要以条石丁砌构筑，由下至上层层叠涩，逐层内收，下部1～3层毛石基础，基础上墙体斜壁，壁面錾凿平整；兴建5座石券拱城门，其中北面2座、南面3座。内城建有衙署，保存文牍、档案的架阁库，供官员和眷属居住的官邸，粮仓、军器库等，作为政治、军事核心区域；在居民区房屋之间，留足丈余宽既可防火、又方便用兵的火巷子。外城西南、西北为与码头相关的兵营及货物区，中部开辟为练兵区校场坝、练兵场。城外岛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江边修筑了南、北两座水军码头，各能停靠数十艘战船；招募、训练数百名身强力壮、水性好的水军军士。

颇具实力的忠州水军、厢军与屯驻忠州的夔州路节制司军队为正规军，是忠州抗蒙的主要军事力量。征发和招募乡兵，半农半兵，由忠州防御使贵杰统领训练。他们因熟悉本地山川道路，是抗蒙的重要辅助力量。常全甫与贵杰密切配合，加强军队的训练，严格纪律和兵器的添置，使忠州的厢军和乡兵成了训练有素、实力强劲的军队。

常庆福为政清廉，视民犹子，关心民疾。他“召集军民大开屯田，以储邦粟”，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忠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此外，他在皇华城内城墙外的空隙地带，安排屯田种植粮食蔬菜，喂养牛羊、生猪、鸡鸭，开挖池塘，从江中打鱼放养塘中；在忠州所属五县的产粮地区广购五谷杂粮和兵马草料，积储了够吃数年的粮食，以备长期坚守。令军民收集搬运采石场碎石作礌石；同时，在江水消落时节出城下江滩捡拾、背挑河卵石上岛，作为礌石储存以备战。新开挖水井5口和一口大水塘，使城中有充足的水源。在独珠山修建瞭望哨所东堡寨，观察长江上下游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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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忠州达17年之久

淳祐十年(1250年)冬，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誓师北伐，反攻兴元府即汉中。常庆福率忠州兵马前往，治军秩序严整，兵马所过鸡犬不惊。忠州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

淳祐十二年（1252年）秋九月，蜀境阆中有警，余玠令各州支援。常庆福提兵备御西川。军行之明日，忠州有来献九穗禾者。忠州教授黄有大作《嘉禾记》赞扬说“侯出师以律而洸洸也，治军有严而而翼翼也，士马所过鸡犬不惊，夏秋行逋秋毫无犯”。深得余玠和后任四川制置使蒲择之信任，看重他有处乱求治之才而不予调任。

常庆福注重教育，创办宏文书院。《舆地碑目考》记载：“有《宋忠州贡院碑》，参军安元白立。”此碑已毁。清道光年间《忠州直隶州志》主纂熊履青撰写的《白鹿书院增设膏火碑记》说：“宋淳祐初，开贡院，会梁万二处之士，试其才之贤者贡于朝，榜其院曰‘宏文’，此忠州设立书院之始。”建有面阔5间的正殿，正殿前还修有泮池、飞桥和景亭。选拔郡中温雅子弟、赋质可教者入书院就读，正、附课生员各20人，外课10人为候补。他与黄有大常到宏文书院看望、教诲生员，并亲自讲授忠诚笃厚、兼济天下和精忠报国之理。贡院设立后，不仅忠州所属五县、而且“梁、万之士皆试于忠”，万州、梁山军的学子们都来宏文书院读书学习、参加贡院科举考试，中举的人数增多。皇华城实现“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耕、士有处而学”，常庆福功不可没。

忠州盛产盐，历史悠久。涂溪、洽溪两盐场距州城不远，产量大，地处长江边，交通方便，致使忠州“养兵之费，多仰盐课”。商业方面，忠州地处水路津要，商贸繁荣。盐业和商业的发达，为忠州抗蒙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使皇华城成为扼守长江的战略要地，上可援涪州、渝州，下可援万州、开州、夔州（奉节），既是转运站、又是补给站。

开庆元年（1259年）春正月，蒙哥率军抵合州钓鱼城，别遣一军进攻忠、涪，渐薄夔境，其目的一为牵制重庆下游宋军使其不得应援上游，二为窥探川东薄弱点，以便破其防线，直下京湖。鉴于蒙军对忠州的危害性，宋廷急令四川制置使蒲择之、京湖制置使马光祖“战守调遣，便宜行事”；又诏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峡州兼归、峡、珍、南平、绍庆六郡镇抚使向士壁移师绍庆府（今重庆市彭水县），调兵支援。二月，向士壁提师进入忠州，击败境内蒙军，解除其对重庆下游的威胁。同年四月，宋廷任命京湖大将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率京湖精锐舟师万艘逆流西上，以突破蒙军在涪陵蔺市所架浮桥形成的封锁线，解围重庆。六月，船队经过忠州时，常庆福组织皇华城军民接待。吕文德舰队到达涪陵江面，用将领曹世雄、刘整之计谋，冲断浮桥，全歼守卫浮桥的蒙军。乘胜追击纽璘残部，数战皆胜，七月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以舰队沿嘉陵江北上，准备突破蒙军封锁，解合州围。

景定四年（1263年）三月，忠州防御使贵杰升任福州观察使，调王达为忠州刺史。同年，蒙古东川都元帅府先锋使张庭瑞在虎啸山筑就虎啸城，以此为依托，不时攻击忠州，形势严峻。常庆福和王达密切配合，殚精竭虑加强备战，守御忠州。

在抗元战争时期，四川州县主官可在一地长期任职。常庆福长期为官忠州，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起，历宝祐、开庆、景定（1264年）达17年之久，是宋元战争时期任职最长的地方官之一。

咸淳元年（1265年）八月，宋度宗赵禥下诏改升忠州为咸淳府，常庆福顺理成章升为知府。宋朝规定70岁以上官员退休，县令限于60岁。咸淳二年（1266年），年事已高的常庆福或致仕隐林泉，或积劳成疾而病故。忠州人民十分怀念常庆福，明清两代忠州官府，都将常庆福和马堃祀入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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