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5—2026）上，多位著名经济学家聚焦“十五五”时期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系列关键建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呼吁将提高消费占比作为“硬任务”，建议“十五五”期间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当前资金“脱媒”趋势为资本市场带来新机遇；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强调需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实现“五个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则指出，需立足中长期视角应对短期经济挑战，通过制度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专家普遍认为，尽管面临压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需通过结构性改革与创新激发内生活力。

活动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课题组发布了《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5-2026）》。报告认为，2025年中国经济奋力寻求突破，基本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基于定性分析和定量预测，报告提出十方面二十余条政策建议，包括建议以2026年“十五五”开启为契机，设置跨周期组合目标“4.5%—5%的实际GDP增长目标+1%—3%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目标+5%以上的名义GDP增长目标”等。

李扬：资金“脱媒”为资本市场发展创造更好发展条件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以《影响2026年及以后一段时间经济运行的四大金融因素》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利率下行、资本市场发展新机遇和货币政策的新范式是影响2026年及以后一段时间经济运行的四大金融因素。

演讲中，李扬指出，从已经公布的存贷款数据可以看到，当前资金呈现从银行系统外流的趋向。这是资金的“脱媒”现象，在货币供应上也有映射，自2025年以来，M1的增长速度开始接近M2。

“这是一个好现象。”李扬说，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跟踪，从负债部门和资产部门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可以看到，2025年初开始，随着银行利率水平下降以及相应的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增多，资金量呈现从银行系统中流出的趋向。

利率下行是资金从银行系统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李扬看来，利率下行是世界性趋势，应对低利率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任务之一，但对金融体系来说是积极因素。以美国为例，“脱媒”最早发生在美国。当时大家都认为是灾难。但过了几年看，“脱媒”使得美国资本市场有了长足发展，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抓住这个机遇。

此外，李扬强调，本世纪以来，货币政策不仅关注商品与劳务价格稳定，也关注资产价格的稳定。关注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的新范式，中国货币政策也与时俱进。这一变化，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流动性管理为中心。这与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置于更重要地位的趋势一致。

刘世锦：“十五五”期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应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以《以终端需求入手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题发表演讲。刘世锦表示，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最终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体低2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存在消费的“结构性偏差”。抓消费既是民生问题更是紧迫的增长问题。针对提振消费，他认为，“十五五”期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应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以稳定和扩大终端需求为目标，带动投资增加。

刘世锦表示，经济增长空间可以理解为高度和宽度。高度是指社会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推动。宽度是指全部社会成员中不同部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对已有生产能力的有效需求。高度决定了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宽度决定了实际能够实现的增长速度。

“近期，我国在创新领域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如DeepSeek、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刘世锦说，但这主要是提升增长的高度，并不能代替增长宽度的扩展，还可能引起宽度上的问题。由此可以解释一种困惑：为什么创新和新产业看起来发展不错，但经济增长承受的压力很大。抓消费既是民生问题更是紧迫的增长问题。

刘世锦表示，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要求，建议力争“十五五”时期消费占GDP比重每年提高不低于一个百分点，作为稳增长的一项“硬任务”。

刘世锦认为，要推进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率、扩大终端需求的结构性改革和政策措施。

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方面，要稳定经济增长，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稳定和扩大城乡居民就业，提升中低收入阶层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比重。

转移性收入方面，要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将部分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扩张性财政政策资金应重点转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和发展型消费。

财产性收入方面，“十五五”期间通过将“两个十万亿”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短期财政补贴和完善长期缴费制度等多措并举的方式，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人均每月养老金收入从246元逐步增加到1000元。同时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和居民财产权利制度，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蔡昉：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要实现“五个结合”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表示，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要实现“五个结合”，即应对周期冲击和保持长期增长的结合、供给侧增长能力和需求侧拉动的结合、初次分配条件和再分配制度的结合、实现发展目的和发掘增长手段的结合，以及政策各司其职和打通工具箱的结合。

稳就业方面，蔡昉强调，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表现为就业增量的新形态化，劳动力流动“内卷化”，重点人群年龄两端化。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比重越来越高，但要注意不让它与非正规就业划等号，要在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劳动执法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同时，随着农民工跨省、市、县流动的比重下降，围绕就业的改革、宏观调控应该支持劳动力外出以及向大中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点集聚。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一老一小”职业培训。

增收入方面，蔡昉表示，居民“增收入”应包括两个目标：一是增加人均收入；二是收入分配改善。面对收入增长有自然减速的趋势，同时在没有特别大的政策干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趋向于扩大。因此，必须改善收入分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可支配收入中的住户部门的比重这些年是有所上升的，但要继续提高“两个占比”。此外，还要加大再分配力度。直接税占比、更多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两种途径均有潜力。

稳预期方面，蔡昉指出，关键是建立起一个分享劳动生产率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政策都是围绕此进行。以“赡养比”提升带来的预期不稳为例，有观点认为赡养老年人的能力在未来会进一步退化。但根据对照赡养比和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结果来看，到2035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跑赢老龄化速度。如果叠加考虑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速跑赢老龄化速度的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但是“跑赢”不见得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核心是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福利体制来建立一个分享劳动生产率的制度形式。

杨瑞龙：要立足中长期看经济运行的短期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表示，前三季度GDP增速超过5%的成绩得来不易，10月以来的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他认为，可以进一步发挥传统增长动能的作用，同时新的增长动能已内生于中国经济之中，具体体现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前沿创新方兴未艾；深度城市化（如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仍有巨大潜力，能有效拉动增长与消费升级；通过改革与创新实现的消费提质扩容；结构性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化空间；以及人口数量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等质量红利的转变。

杨瑞龙表示，除了量的合理增长，还有质的稳定提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核心抓手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推动其与产业深度融合。而更深层次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技创新和“创造性破坏”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根本动力。

杨瑞龙认为，面对短期压力，应着眼于中长期，通过推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十五五”及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

校对：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