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次民主恳谈会非常不容易,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没有民主法治思维,民主很难推进下去。
◆代表能够对预算提出修正议案,当年在乡镇一级是破天荒的创举,因为这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这20年,温岭除了深化预算民主恳谈之外,还探索开展了人代会部门预算票决、人大交办绩效评价、人大交办审计调查、政府债务跟踪监督等工作。这些改革探索,充分调动起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当家理财的热情,激荡出基层民主的蓬勃力量。
◆2024年6月,“参与式预算数智在线”应用亮相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修改座谈会,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民主恳谈自1999年在浙江温岭诞生后,从化解群众矛盾到协调公共利益,在社会治理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至今,这种以民主恳谈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协商讨论的模式,历经20年迭代改革仍经久不衰。不久前记者来到温岭,寻找温岭参与式预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路径。
参与式预算缘何在温岭扎根?
时任温岭市委副书记张学明,是温岭参与式预算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他认为,温岭民营经济发达,有着孕育协商民主的丰厚土壤。
“温岭不仅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还发放了全国首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在解决温饱、走上全面建设小康之路时,这里的民主氛围逐渐浓厚,民众心声需要表达。在这个时候,民主恳谈的形式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张学明说。
“当时,村级民主恳谈协商会要求每个家庭派一名代表参加,发言有多热烈是你想象不到的。”提到民主恳谈,张学明的眼里闪着光。当时他分管意识形态工作,这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基层群众。
有个村民给张学明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黑龙江做生意,接到开民主恳谈会的通知后专程坐飞机赶回温岭。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过去没有人在意我们的想法,现在专门邀请我们开会、听我们的意见。几千块的机票钱可以再挣,但是民主恳谈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张学明感慨道,当主人翁意识被激发后,群众参与治理的愿望非常强烈。
然而,一些干部却很有顾虑,担心群众提问会变成当众揭短,反而激化了矛盾。
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原主任陈奕敏说,“有的领导当着我的面抱怨,搞什么恳谈?我们的干部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都去做恳谈好了”。
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温岭市松建村调研,对当地通过民主恳谈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这让温岭更坚定了推进民主恳谈这种基层民主协商新形式的决心。
“那时候干群之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村务特别是村级财务等。”张学明说,温岭市的解决办法是约法三章:先查账,再向群众公开,矛盾解决了才能开会。为适应这种情况,温岭市还专门成立了农村清账组。三年时间,清账组把村级财务都查了一遍,一些村干部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随着民主恳谈不断深入人心,恳谈的主题慢慢触及公共事务的核心即公共预算,当时基层群众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和项目建设十分关注,提出“既然什么都可以谈,那么政府预算是否也可以拿出来谈一谈?”就这样,民主恳谈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对政府预算方案的监督中。
“开一次民主恳谈会非常不容易,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没有民主法治思维,民主很难推进下去。”张学明动情地说,“民主恳谈在温岭诞生并发展,由最初乡镇党委、政府通过与群众平等对话、共同协商增进干群互信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发展成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新型基层民主协商形式。一路走过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
选民和人大代表能看懂预算报告吗?
改革之初,有两道绕不开的难题:一是乡镇党委不愿意把预算方案拿出来,二是选民和人大代表能否看懂预算报告?万一预算报告在人代会通不过,谁担得起这个责任?一些乡镇领导建议,先把预算民主恳谈停下来。
“民主恳谈不能停下来。”温岭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林应荣回忆说,当时有顾虑是正常的,预算民主需要一个过程。“我很佩服时任泽国镇党委书记蒋招华、新河镇党委书记金良明等改革者们的勇气,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民主恳谈不但要搞,而且要积极回应群众的关切。”
2005年4月,泽国镇试行“城建基本项目”民主恳谈。同年7月,温岭市新河镇把民主恳谈机制引入到预算中来,举行了预算民主恳谈。两镇的试水,揭开了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序幕。
2006年3月,在新河镇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期间,代表们首次行使了预算修正权。新河镇人大代表陈元方等5名代表联名提出“扩大农村垃圾清运覆盖面”的议案,经大会主席团审查,并提交大会表决。尽管时隔近20年,陈元方对此事记忆犹新:“代表能够对预算提出修正议案,当年在乡镇一级是破天荒的创举,因为这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泽国镇居民朱培勇在2010年财政预算恳谈会上指出,在城市社区环境卫生1749万元预算中没有找到公厕的建设项目,但是公厕不足严重影响环境卫生。为此,他提出“应安排公厕改造资金”的意见。随后经过泽国镇人大审议,这条意见被写入泽国镇的预算修改项目中。
“事实证明,群众不仅能够看懂预算报告,而且问题找得很准。这些意见说明,政府预算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2007年1月,张学明转任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上任后公开表态,参与式预算要在全市全面推开。同时,他要求预算报告写得尽量通俗易懂,便于群众审查。
近日,石塘镇人大主席赵灵军正忙着组织人代会前的培训工作。他介绍说,为确保选民和人大代表更充分地讨论预算报告,每年都会组织相关培训,预算报告也会提前一周发到选民和人大代表手上。
“20年来,共有12万余人次参加了2400多场各类预算的民主恳谈,促进政府调整预算近50亿元。”林应荣说,这20年,温岭除了深化预算民主恳谈之外,还探索开展了人代会部门预算票决、人大交办绩效评价、人大交办审计调查、政府债务跟踪监督等工作。这些改革探索,充分调动起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当家理财的热情,激荡出基层民主的蓬勃力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在《参与式预算与基层治理创新:从温岭经验谈起》(刊发于2023年《治理研究》)一文中提到,随着公共基础设施的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开展,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对于乡镇一级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和民主恳谈制度,在全国具有重要启发和引导意义,成为化解基层治理危机、解决基层治理困局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创新。
温岭参与式预算只能在温岭生存吗?
今年11月3日,浙江省级标准《公众参与政府预算审查工作指南》(下称《工作指南》)正式发布,这是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指导下,温岭市人大常委会牵头,一些地方人大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的标准。该标准将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实践探索”固化为“标准流程”,这标志着参与式预算从“温岭实践”上升为“全省标准”,走出了温岭。
“在公众如何有效参与审查政府预算问题上,始终缺乏明确答案。《工作指南》有效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预算审查工作标准不统一、公众参与渠道不畅、质效有待提高等问题。《工作指南》对操作细节作出明确规定,比如,针对预算审查的专业性要求,设置了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库等。”《工作指南》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现任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明连解释说,《工作指南》将抽象的民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语言”。比如,规定参与人数控制在30人至100人,随机抽选比例需达75%至85%。“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着既要防止‘被代表’,又要避免‘大呼隆’的民主智慧。”
“《工作指南》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民主实践的生动展示。”朱明连说,从2022年10月启动项目,到今年11月正式发布,起草组的足迹遍布杭州萧山、温州龙湾、绍兴上虞等地。历时3年,《工作指南》起草组共召开30多场座谈会,收集了92条意见建议,每一条意见都被认真对待。
“每一次基于时代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都会在浙江省乃至全国产生示范效应。”林应荣见证了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每一次改革。他说,广东、上海、四川、江苏等多地目前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参与式预算,大量乡镇也在进行预算讨论。
2022年,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导向,研发了“参与式预算数智在线”(下称“数智在线”),通过数字赋能进一步提升预算监督质效。
“打开‘数智在线’应用系统,77个市级部门的预算数据一目了然,人大代表随时可以在线提意见、跟踪整改进度。”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文波介绍说。
“我们依托‘数智在线’,将所有77个部门预算分解到全市17个代表小组进行分组监督。”陈文波说,“数智在线”运行以来,已有1500多名人大代表和选民参与了对全市77个单位的预算资金审查,发表有效意见1415条,促进调整预算安排4.39亿元。
2024年6月,“数智在线”应用亮相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修改座谈会,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同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修改时增加了一条——常务委员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联网监督,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工作贯通协调机制,提高财政经济工作监督效能。
而回溯制度演进轨迹,早在2014年,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创新做法就为预算法第45条的出台提供了实践经验。该条款规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审查预算草案前,应当采用多种形式,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听取选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参与式预算的动力和活力,在于它顺应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朱明连表示,面向未来,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参与式预算不断蝶变升级,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温岭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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