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 著

　　能够想象的是，当三十一岁的辛弃疾被天子亲召，满怀激情地动身赴临安时，面对“只怕又登高，未饮心先醉”的明日前程和春末夏初之景，内心曾险些化为灰烬的希望之火必将再一次熊熊燃起。

　　自赵构于绍兴八年（1138）二月正式将朝廷设在杭州以来，到乾道六年（1170）已过去了整整三十二年。当韩世忠于建炎三年（1129）七月擒斩苗傅、刘正彦，彻底平息“苗刘兵变”后，赵构将杭州升为临安府。临安地处钱塘江下游，河网密布，水运发达，在吴越国时就富甲一方，到北宋时已有“东南第一州”的美誉。另南宋虽丢失中原，却未取消开封的京师称号，以给万民留下终将恢复中原的姿态。是以临安虽非正式定名的京师，毕竟为天子行在，亦即天下宋人心照不宣的事实都城。

　　经赵构、赵昚两代经营，临安的经济与人文得以恢复。至于辛弃疾对临安的感受，从他首见西湖填写的《好事近·西湖》中“前弦后管夹歌钟，才断又重续。相次藕花开也，几兰舟飞逐”词句可见，当时临安充满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恢复经济自是好事，但令人不安的是，当朝廷官员大多沉浸于江南的风流富贵时，难说还会有再动干戈之想。

　　辛弃疾被召见的情景如何，《宋史·辛弃疾传》有段记述：“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

　　这段话错误有之，令人困惑处更有之。

　　其误是，“《美芹十论》献于朝”并非彼时。清代学者法式善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稼轩集钞存》时，在该文题目上冠有“乾道乙酉进”五字，而乙酉年即乾道元年（1165）。梁启超也有《美芹十论》“自当属乙酉作”的考证一说。就内容而言，文中提及张浚之事，若留到他去世多年后的乾道六年（1170）再谈，不免过时。

　　《九议》也并非在延和殿进献。另从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上虞雍公《九议》”句可知，《九议》是特为上呈宰相虞允文而写。从虞允文的仕途看，于乾道六年（1170）五月拜相，至乾道八年（1172）九月罢相，而辛弃疾则在同年正月出守滁州。结合三事不难判断，《九议》撰写时间，最早应为乾道六年（1170）十月之后，最晚于乾道七年（1171）年底，起码不会在召对延和殿时献呈。当时唯一可能献呈的，大概是《应问》三篇，可惜该文已不存于世，自也无从知晓究竟了。但从辛弃疾“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可知，《应问》与辛弃疾在《美芹十论》和两篇奏疏中的说法大同小异，无非论述宋、金两国形势，分析彼此长短。但召见最后得到“以讲和方定，议不行”的结果，令人不免心生困惑。

　　赵昚将辛弃疾召入朝廷，原本是有感于后者的战略提出，其内容应与赵昚的北伐之心一拍即合。在赵昚那里，不论拜虞允文为相也好，还是诏令修城也好，均为下一步收疆复土进行准备，而召辛弃疾入朝也是准备之一。以此推断，辛弃疾言辞越“持论劲直”，当越令赵昚赞赏才对，结果却为何“议不行”呢？

　　我以为，原因出在虞允文身上。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