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技角度看，中国乒乓球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日常生活看，乒乓球有其独特的根脉，那便是城市微小文化细胞的传播境况。生发在上海街头巷尾的弄堂乒乓球即是如此。上海力量的蓬勃兴起印证着这座城市与乒乓球运动的共生关系，也昭示着乒乓球在市井坊间的旺盛生命力。

诞生在特殊语境中的弄堂乒乓球

任何体育运动都有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两种形态。弄堂乒乓球是乒乓球运动的一种常见的异态化形式，其最初的产生与发展与近代上海的城市语境有关。曾经外侨体育纯粹为侨界的活动。但是，外侨体育也对上海近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介绍和示范作用。进入20世纪之后，外侨和华人接触增多，上海的工商界和学界青年从外侨体育中耳濡目染，逐渐认识到一些运动项目的价值，使之向华人社会蔓延，华人的体育意识逐渐觉醒。20世纪初，“上海的日侨已流行乒乓运动，特别是虹口一带的日本侨校和工厂最先开展此项活动。1904年上海文具商从日本贩来乒乓器具后，这项活动才在中小学生间传开，此后在日侨直接参与下，上海的乒乓球赛较活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近代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全盛期，各行各业都组织起乒乓球队。“乒乓球运动的理念很快深入人心，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不但成为最早传播乒乓球运动的城市，也成了乒乓球运动发展最快的地方。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里，孩子们最先开始玩起了乒乓球，”弄堂乒乓球由此得来。

已有史料中未见侨民参与弄堂乒乓球的记载，结合外侨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习惯和体育场所的设置，大致可以推断，是居住在弄堂里的华人群体创设了弄堂乒乓球这一运动。外侨体育与教会学校或青年会的体育则是近代上海乒乓球运动的传播媒介。这项运动在中小学生中迅速流行。史料显示，翁子瑜是较早的一位弄堂乒乓球运动目击者，这次经历也是促成友邦乒乓球队成立的诱因之一。事情发生在1933年前后，“记得在八九年前的某一个下午在寓所的弄里，看见许多孩子们在玩乒乓，可是这一次，特别在我的意念上留下了特殊的影像，这是那么简单而轻便的运动！于是好奇地试了试，兴趣就这样地引起了，当我把这样玩意儿发展到公司里去的时候，意外地引起了许多同事们的注意，于是每在工作之余，在写字台上乒乓乒乓地打起来。球艺的进步，使我们感觉到需要一个标准的台子和场地，乒乓队就这样组织起来了。”如翁子瑜亲眼所见，少年儿童是弄堂乒乓球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孩提时代的周济诤、孙梅英、王传耀、杨瑞华、徐寅生、张燮林、薛伟初、傅其芳、白先勇等人都在弄堂里打过乒乓球。

典型的乒乓球运动通常在规范化场所进行，如商业化的乒乓球俱乐部、学校的乒乓球训练馆，弄堂乒乓球则不然。弄堂住宅或房屋间隙形成的通道构成了弄堂乒乓球的活动地点。相较正规化的乒乓球比赛，弄堂乒乓球最突出的变化即体现在运动场景上。鲍明晓对体育场景的含义做过深入解读，“所谓的体育场景并非物理空间的运动场所，而是从消费者视角重新定义的运动场域，是灵动的艺术空间，是基于移动数字技术的交互娱乐平台，是运动社群亚文化认同与表达、分享与交流的媒介，是产品的调性、服务的品质，是运动消费情境下多业态内耦合的商业模式。”以时下的眼光看，弄堂乒乓球显然不属于此类范畴，而在缺乏必要的身体活动空间的语境下，居民将弄堂场景打造成乒乓球运动空间的举动的确为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都市娱乐的场景化再造。弄堂空间的额外的体育功能得以确立。弄堂住宅、弄堂小学、弄堂工厂、马路菜场、弄堂里的“少年之家”和“向阳院”都成了弄堂乒乓球的运动场景。从而，弄堂中衍生出家庭体育、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工间体育、菜场体育等多元化形态。

与正规的乒乓球馆相比，弄堂空间狭小，设施和器材原始、简易，环境也相对繁杂，弄堂乒乓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而生。娱乐化是弄堂乒乓球场景的一大特点。金老伯是共和国同龄人，他曾对笔者讲起幼年接触乒乓球运动的经历。“1959年以后，乒乓球一下子成为那个（家喻户晓的项目）。因为容国团拿的世界冠军不仅仅是乒乓球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们都是59年兴起来打的，没有台子的就创造台子打，大大小小的，就‘滴笃滴笃滴笃’在那儿打。到处找台子，看到一个正式的乒乓台高兴得不得了。课桌啊什么东西、台子，家里门板都可以打。那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的特殊的情况。”对孩童而言，弄堂就是他们与玩伴进行乒乓比拼的战场。孩童自搭球台的过程即为弄堂乒乓球场景的创造过程。地板和墙壁是最初级的弄堂球台，铺板、门板、菜板、课桌、餐桌、洗衣板都能用来充当台面，连同五花八门的乒乓球、乒乓球拍和球网等装置构成了运动场景中的核心要素。

作为一种非典型性体育项目，弄堂乒乓球充满了自愿性、自发性和随机性元素。课间、课后和节假日是孩童参与弄堂乒乓球活动的主要时段。乒乓球爱好者聚在一起，或是单人比拼，或是团队作战。其共性在于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据上世纪80年代末成长于“两湾一宅”地区的严先生回忆：“那时候住在弄堂里，相对来说人和人的距离没有那么远。我们小时候也没有手机，（想）找小朋友玩就是弄堂里面转一圈，然后喊一声，大家都下来了。一般通讯就是靠吼。比如说我今天想去打乒乓，我只要在那个弄堂里转一圈，然后吼两句，到谁家门口吼两嗓子，差不多（转）一圈（挨家喊一遍）人就齐了。”弄堂里的小伙伴组成了一个临时性的体育组织。区别于竞技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的金字塔模式，该组织可以自我生成、自我延续。同时，在弄堂乒乓球活动中，人员可以随时加入与退出，竞赛规则也因人数多寡、时间长短、空间大小等因素随机改变。比赛时，“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身份时时转换，无不体现出系统的动态化运转过程。可以说，在多数情况下，弄堂乒乓球活动就是一种自组织的运动实践。

弄堂居民对生活空间的休闲化改造

乒乓球运动与弄堂的适配性很高。一方面，这项运动不需要很大的场地和过多经费，实施方便。同时，弄堂里的生活设施可以为乒乓球爱好者提供自然资源，被用作乒乓球器材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乒乓球运动精致而微妙，运动量可大可小，在弄堂内玩耍时对环境的破坏度低，对孩童的伤害危险性也小。“我们那时候弄堂里（恰好）有一块空地，（所以）我们既会踢足球，也会打乒乓。有时候踢球会踢到人家家里或者屋顶上去，要是把人家玻璃给打碎了还得赔。而且有时候会摔倒、擦伤，严重的（一次）是有小朋友踢（球）的（时候）摔骨折了，因为这种比赛对抗性比较强。但是打乒乓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伤害，隔网嘛，相对安全。”弄堂乒乓球的优势在此得以显示。然而，弄堂里缺少活动场地的情况居多，在弄内打乒乓球难免会造成交通不便，可能招致邻居反感。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在苏州河畔长大的姜先生有过类似经历。当时，家里的客堂间和屋外的过道都是他打乒乓球的好地方。“我们这个房子紧靠着苏州河的边上，不是太规则。像我家后门的弄堂，就大概可以一个人推一辆自行车通过，等于是一个很窄的缝。在这里面打乒乓的话有时候要影响人家走（路）的，而且有的人（还要）在这里洗菜、生炉子什么的。路过的大人会对我们说‘别玩了，我们都下班了，别挡路’。有时候还会给人家骂的。”由此可见，弄堂乒乓球的弊端也很明显。有限的弄堂空间与孩童旺盛的体育诉求间的矛盾很难彻底解决。

弄堂乒乓球活动是弄堂住户在闲暇时刻的特定之举，其行为除受环境所迫外，亦受主观驱使。上海曾是全国住房严重困难地区。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石库门建筑构成了上海人的主要居住场所，容纳过超六成的上海居民。其独特的房屋结构造就了老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与家家户户间的关系，邻里之间既有环境所逼之下在公共空间寸土必争的意识，又遵守着自然形成的契约观念。如何在弹丸之地让空间利用最大化、人际关系摩擦系数最小化是每位居民都需懂得的生活哲学。弄堂居民有过在室内打乒乓球的尝试。顾女士幼年时期住在黄浦区金陵路的卜邻里，在她印象中，“家里面很小，我哥哥、我，还有我的爷爷奶奶，都住在一间房间里。最主要的家具就是床和餐桌，没有书桌（可以）用来做作业的。”旧式里弄住宅的拥挤程度可见一斑。“我记得我哥哥他打乒乓要么对着墙壁打，要么对着镜子打，有时候还把餐桌当球台，当中拿一个铅笔盒或者其他东西当网。不过对着镜子打是会被大人骂的。”在房屋内打乒乓球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空间过于局促，施展不开，稍有不慎还会殃及家中物品，造成财产损失。逼仄的空间迫使弄堂居民发挥想象，将原本属于室内的乒乓球运动转移到室外进行。

在广阔的外部空间中，人的视觉和听觉能接收各种信息的刺激，自身的感知、理解、想象和情感等都能够变得活跃起来，促成创造性活动的展开。室外化的弄堂乒乓球由此诞生。它在这片狭窄的地域空间生长起来，成为弄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陆先生在闸北区（今静安区）安庆路的春晖里参与过乒乓运动。“（弄堂里的小伙伴）大家都（对乒乓球）比较感兴趣，但是基本上就是几个来回，打着玩基本没有问题。而且有时候就（提前）说好了，咱们就吊着玩，不要扣（杀）什么的。那个时候纯粹是娱乐，不牵涉任何东西，也没有练的概念，就是玩，因为我们不是体校（出身），也不是专业的那种进培训班培训乒乓的，就觉得好玩。”天性使然，孩童在玩耍中习得了技能与知识。“大家都是娱乐，聊胜于无，因为当时你知道条件比较艰苦，手机、电脑、平板什么都没有，有一个收音机就已经很好了，看看书，然后就是在弄堂里玩游戏。除了（跳）橡皮筋我不会，别的基本都玩过，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东西可玩。”娱乐方式的单一使得乒乓球运动成了住在弄堂里的孩子们的一项主要游戏活动。

强大的游戏精神和主观意愿,是驱使弄堂孩童参与乒乓球运动的主要动机。事实上，人的行为动机十分复杂，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需求与动机密不可分,“当需求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即当人的欲望与客观世界中的具体对象建立了心理联系的时候，其就转变为行动的动机。”弄堂乒乓球亲历者所言之“玩”的背后，即意味着一种内在性需求和意志的自觉能动性。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正是激发弄堂居民实施弄堂乒乓球这一体育行为的根源。上世纪90年代就读于顾家弄小学的韩女士幼年曾在弄堂苦练乒乓，这段经历令她记忆犹新。“我小时候生长在黄浦区，因为这个区是在上海的市中心嘛，当时很多政策的下达或者是发展，它都走在前面。我小时候印象就很深，当时小学、幼儿园期间就有那种类似于全民打乒乓（的氛围）。好像学校都会要求你买一个乒乓板，我们在学校里面就会（学），到了暑假或者周末也会在弄堂里打。当时打乒乓球特别流行，就感觉好像你不会就会被人嘲笑一样。我当时就是在弄堂里面不怎么会，后来我爸爸就教我嘛，他说你就对着墙打就好了，对着墙练习。”为了不被同伴嘲笑，韩女士没少利用节假日时间在弄堂里挥拍训练。自觉性、自发性、自愿性仍属弄堂乒乓球参与者的主要特征。

弄堂乒乓球营造的微观城市风俗

弄堂乒乓球孕育于半开放的居住环境之中。除却居民自发参与外，亦不乏有组织的弄堂乒乓球活动。其中以弄堂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为代表。它是城市更新语境下部分社区对弄堂乒乓球风俗的一种复原性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上海开启了一场“住宅革命”。高楼大厦平地而起，弄堂作为民居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公寓构成的“新村”与住宅“小区”所取代。这是由于“上海土地相对紧张，建造能容纳相对较多人群的高楼大厦是城市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迁居后，市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在弄堂住宅中形成的生活习俗却日渐式微。金先生的童年生活在虹口区的四川北路一带。“我们（以前）住的基本上都是祖辈的房子，都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所以等于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居住环境一样，都是在弄堂里，他们也都打（乒乓）。我们打得没有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代好，他们更加普及，像这种阿姨、爷叔六十岁、七十岁的有很多打得都很好。后来有些条件好的（就开始搬走了）嘛，一种是单位分房，单位分房是比较早的，然后到了9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条件比较好的就自己买商品房，搬到商品房里去，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住房条件应该说变化蛮大的……而且随着弄堂慢慢消失了，很多小朋友都不玩（乒乓球）了，现在你看像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会打乒乓的就很少。基本上都是篮球、排球，乒乓很少有人打，乒乓比赛他们也不太有兴趣看。”层出不穷的新兴娱乐给成长中的少年儿童带来更多选择，乒乓球运动的关注度、参与度大打折扣，流传已久的弄堂乒乓游戏热度渐失，面临淘汰。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中老年人保持着打乒乓球的习惯。1988年起，承兴小区（原承兴里）开始举办弄堂运动会，其中，乒乓球比赛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

改良后的弄堂乒乓球比赛在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推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四明体育弄、承兴健身弄举办的乒乓赛。承兴健身弄是黄河路上典型的石库门弄堂，主弄有4米宽、158.5米长。2009年11月，陈正宝记录下了承兴小区弄堂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的瞬间。弄堂里挂起一张殷红的帷幔，白底红字的横幅上写有“全民健身迎世博，家家户户齐运动”几个大字。“乒乓对抗是弄堂运动会的‘传统节目’。尽管比赛记分牌很简陋，只是在硬纸板上夹两叠手写数字的白纸，但是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却不容忽视，脖子上挂着证件的裁判一丝不苟核对参赛名单。簇新的标准比赛用球台，是黄浦区体育局前天为承兴居委的乒乓爱好者们更新的。画面中的男子是乒乓对抗项目的冠军、60岁的居民朱德忠，球台对面的女中豪杰，其实就是老朱的妻子袁先慰。妻子捡球的空当，老朱腼腆地回头一笑，不过，就算是夫妻对垒，丈夫最终也毫不手软地过关斩将。”如今，上海体育场地设施日益丰富，乒乓球馆随处可及，市民参与乒乓活动的动机也在发生变化。“在物质匮乏，人们为衣食日夜操劳的年代，乒乓球只是孩子的娱乐；当衣食无忧，人们日益关心自身健康的时候，乒乓球成了全民健身的方式。”这也凸显了社区乒乓球比赛的另一重意义。

狭小空间的乒乓球运动嵌入了居民的精神世界，构成几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曾强调记忆的公众性与集体性。他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有关弄堂乒乓球的记忆，仍在通过文字、图像、场所、雕塑、工艺美术作品等形式表达出来并不断强化。如国际乒联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的弄堂乒乓球雕塑，长白新村228街坊和北外滩来福士广场里的水泥乒乓球台，这些物质载体所建构的记忆框架让弄堂居民产生一种“现实感”，延续了市民的体育记忆，重构了都市休闲的时空秩序，最终实现公共情感的共建与共享。

弄堂乒乓球带有浓厚的海派风味和地域特点。从本身的特征来看，乒乓球运动在所有球类项目中回球频率最高、速度最快，它需要参与者反应能力强、灵敏度高，而上海人恰好具有这些特点。独特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上海人的文化特质，沈嘉禄将其总结为“石库门性格。”弄堂乒乓球风俗正是在半开放的居住环境中孕育而生，后又代代流传，构成了海派体育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弄堂居民在打球时不经意间使用的洋泾浜体育英语更增添了弄堂乒乓球的海派气息。徐寅生为早期弄堂乒乓球运动的受益者之一，他凭借着“野路子”打法的启蒙训练与探索钻研，摸索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新路。“上海人有个特点，就是会动脑筋，讲究变化，也很灵巧。不那么中规中矩，常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反而能够出奇制胜。”在弄堂里玩出的“正手奔球”（正手侧上旋急球）技术，就成了他在国际大赛中克敌制胜的“杀手锏”。

有人说，“上海弄堂是海派体育的发源地。”的确如此，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垒球、拳击、摔跤、田径、象棋、轮滑、太极拳、广播体操等都曾在弄堂占有一席之地，而最易实现且受欢迎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弄堂乒乓球。“即便如今的城市早就变身高楼林立的摩登都市，最能彰显上海乒乓球情结的道具却依然是弄堂。”就弄堂乒乓球而言，上海自有其特殊性，不仅在于上海的弄堂乒乓球开始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还在于从上海弄堂里走出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最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国手算起，一直到丁松、王励勤这一代上海籍乒乓球运动员几乎都有过弄堂乒乓经历。曹燕华坦言，“以前曾有一大批从弄堂的地上、家中的桌椅板凳上起步的世界冠军……尤其是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乒乓狂潮中出生的人大多都有一段乒乓运动史。”他们在简易的弄堂球台上练就了最初的球感与手感。往昔的弄堂小学——巨鹿路一小更被称作“世界冠军的摇篮”，这里曾经为中国乒乓球队培养输送了14位国手和上百名省、市级运动员。该校利用“五块板”（菜板、地板、门板、铺板、洗衣板）组织开展群众性乒乓球运动的事迹也被传为佳话。

从上海弄堂居民的休闲活动内容来看，弄堂乒乓球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半边缘甚至濒于淘汰的地位变化，反映了新旧事物的更替原理与城市社会的运行发展规律。其发展样态及规模与城市化水平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定义为摩登上海，始有出现的弄堂乒乓球活动堪称新潮体育的平民化“替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尚未提倡“国球两进”时，上海的弄堂已经遍布居民自制的“乒乓台”，融入弄堂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乒乓球也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加速推进迎来高潮，其范围与影响力达到巅峰。90年代以来，上海面临着城市的更新建设与老旧弄堂的大规模拆迁、改造，流传已久的弄堂乒乓球习俗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也是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都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结果。昔日的弄堂乒乓球风貌化作城市遗产以及老上海人心中的复杂情感记忆，成为今人回首上海城市变迁的独特样本。

本文作者赵建雯系上海体育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路云亭系上海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原标题为《市井体育：上海弄堂乒乓球风俗的渊源与流变（1933—2010年）》，有删减，详见于《上海地方志》2025年第3期。

来源：《上海地方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