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是中国野生华南虎的重要栖息地。近代以来，随着福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人虎间的交往与冲突渐趋频繁。检视1840年至1940年《申报》等新闻媒体的报道，其间关于福建虎患或人虎冲突事件的报道多达106篇。

大体而言，近代以来福建虎患事件发生的时空分布格局是，晚清时福建虎患事件主要发生在泉州、厦门、福州等沿海地区；民国初年，福建虎患事件有所减少，发生地多在内地山区；抗日战争时期，福建虎患事件剧增，地区分布呈现出沿海多于内地的特点；解放战争时期，福建虎患事件数量虽不及晚清，但发生频率较高。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传播技术和报刊媒体的出现，福建虎患事件常见诸报端，华南虎吞噬牲畜家禽的现象时有所闻。1910年《神州日报》称，泉州地区出现老虎，“凡遇猪羊鸡犬必咆哮争噬，东北城外各村庄，猪狗几为之一空”；1942年泉州有农民于西郊吉山放牧时，遭华南虎袭击，“猛虎扑啮畜群”，损失牛羊二十余只（《前线日报》，1942年3月8日）；1946年同安农户养猪一头，却被越墙而入的老虎咬死（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11月26日）。

福建各地政府对农林经济的加速开发，使得人虎间的冲突愈发频繁，老虎伤人事件也屡屡发生。1909年6月《闽报》载，福州一妇女在北门纺纱时“突遇猛虎下山，欲奔避，但受惊倒地被虎所伤”。1917年10月《时事新报》称，南安八都地区有人被老虎所害。漳平、永春、邵武、建宁等地区也出现类似事件。

虎患事件的发生，对地方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媒体渲染和谣言广布更使百姓“昼不敢上山，夜不敢出户”。泉州地区有些农民谈虎色变，致使“无人敢上山刈草，城内柴草缺乏”（《鹭江报》，1903年第47期）。闽北地区则出现“田地陷于荒无，影响农作至钜”的现象（福州《南方日报》，1947年7月11日）。恰如时人赋诗所云：“问君胡自弃，虎患今尤炽。青山日纵横，白昼少人行。”（厦门《国民杂志》，1947年第10—11期）

虽然华南虎伤禽害人事件古已有之，且见于福建诸地方志，但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远逊于近代，大体而言有如下之社会因素——

其一，山林矿产资源的开发。福州、厦门辟为通商口岸后，外部势力深入内地，地方政府也迫切希望开发山林，增加财政收入。因之，福建木材出口量剧增。以杉木为例，1913年至1925年杉木出口均超829万株；即便抗战初期，福建杉木出口仍在250万至300万株之间。森林资源本应可持续开发，然而早期林业经营者“知探伐不知种植”，土地开垦者“知耕种，而不知改良”，忽视了对森林与土地资源的持续性保护与利用，使得福建内地环境在开发过程中受到严重的破坏，也对华南虎的生存空间构成极大威胁。

其二，人地资源的紧张。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的工厂、学校和难民随政府一同内迁，“1945年福州人口降至28.7万，厦门不足9万”，而永安县人口却从6.4万骤增至9.7万。亲历者回忆，建阳地区难民最多时达2万余人。人口内迁给本就人地紧张的内地山区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也造成粮食危机。为此，地方政府动员难民开垦荒地，“向山要地”。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福建省政府先后设立崇安、泰宁、建宁、清流、宁洋、德化、建阳等7个垦务所，移送垦民5277人，开垦荒地15379亩。1938年2月至1939年4月，崇安、德化、长泰、建阳、宁洋、建宁、泰宁招募移民4443人，领垦生荒556100亩、熟荒1880247亩。

人口内迁向山要地的过程中，势必挤压老虎的生存空间，人虎间的接触频率也大为增加。参与明溪县荒地调查的工作人员在报告中称，“经过半坑姜坊间时发现虎迹。近有虎患，日昼食猪，半日内牛已吃去二头”。外地移民或有不了解老虎习性者，进山遇虎不知应对而葬身虎口。

其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军阀下令种烟，民众纷纷进山开荒和避难。国民党“围剿”苏区时也下令清乡、烧山，轰炸红军，以致“延烧民房，火光彻夜”；有时“炸弹枪声，惊动群兽”。

其四，福建烧山之风甚盛。春季插秧时农民懒于除草，“放上一把火，他什么也不管，任它往前烧着；更坏的是那些砍柴火的小孩，他们上山砍柴草一高兴便在野山放起一丛丛野火”。“据闽北来人谈，比来冬深草枯，烧山恶习蔓延，每晚遍山均见火光，若干林场亦遭焚毁。”火灾的原因除烧山耕种外，还有放火焚烧旷野或荒地柴草的，扫墓焚化纸箔而事后不扑灭的，携带燃火灯火吸烟引发火患的，为捕猎放火烧山的。不适当的烧山恶习，极大地破坏了山林环境。

自然灾害和火灾不但严重威胁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威胁到虎的生存，旱涝灾害及烧山都可能使老虎难以捕猎到足够的食物，而这时人类社会秩序由于天灾人祸而逐渐废弛，出现大量灾民四处流浪，给虎以捕食的机会。同时，大灾之后的瘟疫使社会秩序紊乱、民众身体衰弱，自身警惕性和抵抗力下降，也给了老虎危害社会的机会。

面对日趋严重的虎患问题，福建省政府采取诸多政策，如成立捕虎队。尤溪县地处山区，虎患频发，民众外出时受老虎袭击，被咬毙者多达30余人，被噬家畜更是难以计数。对此，尤溪县要求福建省派出猎捕队，下乡灭虎，以保障民众日常出行安全（1948年《福建省尤溪县政府关于准派猎捕队捕虎以安民生的代电》，福建省档案馆藏）。

永安、大田、顺昌等县虎患层出，乡民缺乏精良武器无法应对。于是，在省参会期间参议员郑自明等呼吁“猛虎扰乱治安，警保处有否见及于此？虎患所至，不仅人民身体安全荡然，即地方产业与林业亦均普受损害”（《申报》，1948年1月23日），并建议省警保处今后应特别研究如何训练剿虎。德化县双阳乡有虎出没，“参议员林清龙便在要道安放火铳；廿日中午又有虎出现，林闻警就荷枪实弹追赶，被林发枪击中要害后抬到家中宰杀”（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28日）。

福建省政府甚至默许喜好捕猎与探险的西方人前来一同猎虎。其中，有的西人猎虎仅为图乐，如生活在福清30余年的考德威尔即以猎虎而闻名，甚至因猎虎甚多而获得10多座“老虎奖杯”；有的西人则为获得老虎的标本，如美国纽约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野外收藏家Caldwell，他在福建先后捕获14只老虎，也收集其他一些标本；还有的西人因科学研究需要，如1937年1月一则报道称，“厦门英国领事马丁夫人及厦门海关税务司惠尔廷夫人，近合购福建乳虎一只，赠送英国伦敦动物院研究”。

虎患的猖獗迫使人们制造武器以应对之。早期的福建农民多以农具自卫，或就地取材制为武器，也有习武强身以敌虎力。清乾隆《汀州府志》记载，当地民众以苦油竹为材质，涂以药物，短可为箭，阔可为枪，“以中虎即毙”。长泰有人上山砍柴遭逢老虎，便“抽镰刺虎鼻杀之”，更有习武健身者“与虎豹并居，其中虎豹亦当为其所毙也”（民国《闽侯县志》）。

近代以来，随着枪械和其他西式武器的引入，传统的猎虎工具渐趋淘汰，猎虎的成功率大为增加，福建的老虎和因之产生的虎患也渐趋减少。西人福斯特在猎虎时常常使用萨维奇300大威力步枪和装有1500发子弹的12号霰弹枪。有的猎虎者还引入炸弹，老虎“咬了一颗带饵的炸弹，下颚就完全炸断”。受此影响，福建农村的民众也开始使用枪炮以消弭虎患。漳州史料称，“猎户设阱，六日晨炸毙一虎”（《立报》，1936年11月8日）。有的地方青年民众，但闻虎声即取枪而出，持枪追击，以致“枪声卜卜，彻夜不绝”，平时不少民众上山时亦多携枪械以防猛虎（《时事新报晚刊》之《白江山窿 群虎盘踞》，1947年6月16日）。

随着科学知识的传入，福建猎虎活动也逐渐科学化。近代以前，福建地方民众为消弭虎患常常祈求神明获得庇佑，或向城隍祷告，或书写祭文。近代以来，人们应对虎患的方法更加科学化：一是聘请专业的猎手捕虎。如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博士杨洋溢曾在顺昌县以科学知识成功猎获猛虎，名声大噪，“近来受将乐县民的邀请，前往该县猎狩”。二是捕虎技术科学化规范化。人们开始根据老虎的生活习性或野外行走的规律设置陷阱。三是普及老虎的知识。过去福建民众谈虎色变，为祛除民众恐虎心态，福建地方政府把捕获的老虎放在陈列馆中展览。杨洋溢博士即把捕获的老虎陈列于顺昌县农业推广所，任人参观。厦门地区亦将捕获的活虎陈列于市区馆中，供市民参观，“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