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联合国纽约总部档案馆中，收藏有一份严斐德（Fritz Jensen）于1947年3月21日致斯坦利·利兰（Stanley Leland）的英文备忘录。严斐德，1903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奥地利共产党员，医学博士。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成为战地医生。1939年，严斐德随国际医疗队来到中国。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严斐德在重庆加入了联合国战争灾害救济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医疗官员。斯坦利·利兰，其时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的首席医疗官。

严斐德在备忘录中指出，翻阅近一个月来联总发往解放区医疗物资的货运单，他发现了几个问题：一、必需品太少或清单上根本没有。如送往7家拥有400张床位医院的物资，没有注射器和针头。同时，运往解放区的物资中“没有截肢器械，没有用于病房的镊子或手术刀具，也没有进行耳鼻喉和泌尿生殖系统检查和治疗的器械，没有牙科镊子，也没有胸部手术器械”。二、清单上的许多物资“要么完全不适用于解放区，要么一般不会用于医疗”。如近200公斤的2800个分体式护套，还有防毒面具、弹力网帽等。另有一些物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若干年合理使用的范围，如23.4万个奶嘴被送往了“一个没有牛奶的地区”。三、物品的重量存在明显的误差，如36副橡胶手套，却标注重30多公斤。

针对上述发现的问题，严斐德建议，对于有400张床位的医院，除当前已经发送的基本设备外，至少还应分配：骨科器械（包括截肢器械）、骨折治疗（器械和配件）、产科器械、胸部损伤与耳鼻喉检查和治疗设备、牙科器械。在满足上述基本要求的过程中，由于实际运输吨位的受限，“强烈建议运输基本设备，并以有用的功能套件为优”，而不是只考虑重量较小的物资。

严斐德最后说明，这份备忘录只是“对分配表进行粗略研究的结果”。实际上，严斐德在联总的职位是驻镇江办事处的医疗官，关注整个解放区的医疗物资问题并非其本职所在。此次对货运单的“粗略研究”，极有可能是在解放区救济机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上海办事处进行的，在这里严斐德才能够看到全部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清单。

1947年3月，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后，“解总”上海办事处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机构，孤立无援。严斐德则成为“解总”代表们的热心老朋友：他帮助“编写英文材料”，“有很多消息和物品，都是通过他送往解放区的。”他写这份备忘录更是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解放区鸣不平，替老朋友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出面申诉。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董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