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南昌海昏侯遗址公园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海昏侯墓出土《诗经》简，右为全简，左为局部放大。此简为目录首简，内容是：诗三百五扁（篇） 凡千七十六章 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资料图片

2015年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曾引起轰动，在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10周年之际，海昏侯墓的一些重要发现再一次成为公众聚焦的热点。除了炫目的金饼、褭蹏金、麟趾金，精美绝伦的青铜当卢，迄今为止出土密度最高的汉代漆纱以及叹为观止的漆器、玉器、铜器等等之外，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也成为讨论中心。根据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公布的最新数据，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一共有5795枚。从出土文献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何况这些竹简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典籍：《论语》《孝经》《春秋》《大戴礼记·保傅》……当然，还有《诗经》。这些竹简不仅给我们展现了海昏侯刘贺的知识世界，也使得西汉时期的儒学发展面貌直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些竹简中，《诗经》简达1200多枚，远超此前所有类似的发现。经过清洗、拍摄红外照片、释读等工作，北京大学教授朱凤瀚于2020年公布了初步整理材料，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成为后来学界讨论的基础。公布材料显示，海昏侯《诗经》简由目录、正文构成，每简有3道编绳、容字20～25字。竹简残损严重，给整理带来了很大难度。但无论如何，海昏侯《诗经》简都是目前存简数量最多、信息量最大的出土《诗经》文本。

海昏侯《诗经》简有什么不一样

  近50年来，出土《诗经》类文献层出不穷，引发学界持续讨论，其中与传世《诗经》文本相关的，除海昏侯《诗经》简外还有4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汉简《诗经》（简称阜阳汉简《诗经》）、2015年安徽大学抢救入藏的战国楚简《诗经》（简称安大简《诗经》）、2015年湖北荆州夏家台106号楚墓出土战国楚简《诗经·邶风》简、2021年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出土战国楚简《诗经》（简称王家嘴楚简《诗经》）。虽然近年来出土文献屡有新发现，大有“地不爱宝”之势，但是绝大多数还是残编断简，发现传世典籍更是不易，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前述4种出土的战国与汉代《诗经》简相当重要，当年阜阳汉简公布时，亦引起了很多讨论，至今仍有进一步研究和参考价值。

  与前述4种出土《诗经》简相比较，海昏侯《诗经》简的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从出土竹简数量上来看，阜阳汉简《诗经》存简170多枚，而且几无完简，安大简《诗经》存简93枚，夏家台出土的总共400多枚楚简中，目前公布的《诗经》简只有《邶风·柏舟》，王家嘴楚简《诗经》有300多枚，而海昏侯《诗经》简多达1200多枚，远超此前所有发现。其次，安大简、夏家台楚简、王家嘴楚简《诗经》都只有国风部分，没有小雅、大雅、三颂部分；阜阳汉简《诗经》绝大部分是国风，小雅只存《鹿鸣》《伐木》两篇，其余雅颂部分也付之阙如。而海昏侯《诗经》简国风、小雅、大雅、颂首尾完具，虽因时代久远，又经长时间浸泡、挤压，竹简残破得较为厉害，但海昏侯《诗经》简仍然是目前最为完整的出土《诗经》文本。更为重要的是，海昏侯《诗经》简还有目录，正文中有注释，部分诗篇最后有类似于诗序的“题旨概括语”，这样丰富的内容也是以往出土《诗经》文献所未见。阜阳汉简《诗经》有3片类似于序的残简，有“风（讽）君”“后妃献”等字样，因残损严重，面貌不清晰。海昏侯《诗经》简则多篇诗末有题旨概括语，写在记录句数、章数和总章句数文字下，体例较为统一。

  海昏侯《诗经》简的目录置于竹简的前端，格式按国风、雅、颂三部分分类排列，记录了海昏侯《诗经》总篇、章、句数。目录按照诗的每一章第一句来进行登记，还会写明每一章有多少句，这让我们不仅能知道诗篇排列的次序，还能知道每首诗内部每章的排列次序。而目录显示，海昏侯《诗经》的部分篇次、章次与今本《毛诗》次序不一样，这证实了相关史料中汉代“三家诗”部分篇次与《毛诗》有异的记载。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尝试通过历代残存的熹平石经《鲁诗》拓片和历次出土的熹平残石还原《鲁诗》部分篇次，并由此发现《鲁诗》的大雅部分和小雅部分，有不少诗篇次序和《毛诗》不同。海昏侯《诗经》的目录显示它的大雅篇次、小雅篇次与熹平《鲁诗》篇次完全一致，不仅证实了学者们还原的准确性，也透露出海昏侯《诗经》很可能与失传已久的《鲁诗》有着密切的关系。

  海昏侯《诗经》内文的体例，是各诗的每一章下注明章次和句数，注释则在相应诗句后，属典型的“随文释训”。比如《小雅·祈父》的第二章，简文是这样的：“祈斧（父），予王之蚤（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底（厎）止。底，犹止也。其二四句”（按：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括号内为今本文字）。简末的“其二”，表示这是《祈父》的第二章，“四句”，表示这一章是4句。熹平石经《鲁诗》也会这样标示章次，只是没有记句数的文字。“底，犹止也”，就是训诂，解释“底”字的意思。目前来看，虽然海昏侯《诗经》这类训诂整体数量上比《毛诗故训传》要少，但前后体例严谨，加上不仅有训诂，而且有序，说明海昏侯《诗经》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诗经》文本，而是一部西汉时期的《诗经》著作。西汉经学著作保存下来的就属吉光片羽，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诗经》著作一共12部（实际上应不止此数，比如楚元王刘交也曾编次诗传，称作《元王诗》，可能在西汉末就失传了），这12部著作，留存下来的仅有两种，即《毛诗故训传》和《韩诗外传》，且《韩诗外传》很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增益，《鲁诗》《齐诗》则相继亡佚。海昏侯《诗经》的出土，意味着失传已久的西汉《诗经》著作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意义重大。

  随着战国秦汉时期学术发展，在儒家经典的解释、诠说方面逐渐出现了传、说、记、故、训等多种体式，传后来又有内传、外传之体。现存的《毛诗故训传》是“故训”与“传”合一的体例，也是随文释训，目前看来，海昏侯《诗经》简的体例与《毛诗故训传》最为接近。《韩诗外传》是外传之体，但可能书里也有部分内传。前人对于这些体式有很多讨论，海昏侯《诗经》的出土，无疑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汉经学解释体式有很大的帮助，对理解《毛诗故训传》的体例及产生时代等问题也有助益。《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鲁诗著作有《鲁说》《鲁故》，它们的体例和特点究竟如何，海昏侯《诗经》简也能提供不少思路。至于海昏侯《诗经》简是否为《鲁故》或《汉书·艺文志》里的其他著作，则有待材料全部公布再做深入讨论。

还原西汉学术“活态”场景

  海昏侯刘贺去世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包括《诗经》简在内随他下葬书籍的抄写时间肯定在此之前，根据史料记载和海昏侯墓其他陪葬品的情况，这些书籍很可能在刘贺还是昌邑王时期就已存在，因此海昏侯《诗经》简的成书时间可能为武帝末年昭帝初年，或昭帝时期至宣帝初年。西汉学术史上，有两次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对经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次是汉武帝建元年间立五经博士，一次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武帝立五经博士，确立了汉代的经学制度，也确立了官方认定的《诗经》学为“鲁诗”“齐诗”与“韩诗”三家（也有学者认为武帝时期只确立了“鲁诗”）。石渠阁会议则将五经博士增至12员，奠定了两汉经学主要格局。海昏侯《诗经》简正好处在这两个重要时期的中间时段，给研究西汉经学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实例。并且，刘贺身边不少学者正是西汉《诗经》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我们借由海昏侯《诗经》简，可以还原西汉学术“当时”与“在场”的活态场景。

  《诗经》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已编定成书。秦始皇焚书，非官方所藏书不得收藏、讨论、研究，只能靠记诵得以传承，这个被称为“挟书律”的禁律，直到汉惠帝四年才废除，此后一大批经典古书逐渐公开传播并被抄写成文本，《诗经》大概也是这时期被重新抄写下来的。当时《诗经》有多个传人，较早是鲁人申培，他与刘邦同父异母之弟刘交同受《诗》学于荀子门人浮丘伯，刘交后来被封为楚元王，派遣其子刘郢客与申培继续在浮丘伯门下学《诗》，申培传下来的《诗》后来称为“鲁诗”，他弟子众多，是汉代最为兴盛的《诗经》流派。其次是齐人辕固生，为人刚直，汉武帝征召他时他已经90多岁，他传下来的就是“齐诗”，在汉代影响力仅次于“鲁诗”。另有燕人韩婴，汉文帝时期曾担任博士，精于《易》学和《诗》学，他所传即为“韩诗”。这三家在汉武帝时期都被立为学官，并称为“三家诗”。此外，鲁人毛亨传承《诗经》，传授给弟子赵人毛苌，就是“毛诗”。毛苌为河间献王刘德（汉景帝之子）的博士，“毛诗”没有被武帝立为官学，只是作为一种地区性的学派在传授。但东汉时期，“毛诗”逐渐兴盛，东汉末年大儒郑玄以《毛诗故训传》为本给《诗经》作笺，杂糅齐鲁韩三家之说，称《毛诗传笺》，流行甚广，“三家诗”遂渐渐不传。四家《诗》学本来都有各自的《诗经》文本和著作，汉末魏晋时期，“齐诗”“鲁诗”先后失传，“韩诗”文本也失传，只剩下《韩诗外传》。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其实就是“毛诗”一家的文本。

  “鲁诗”由许生和徐公传给王式，王式曾担任昌邑王傅，也就是刘贺的老师。“韩诗”由韩婴传给他的后人韩生，韩生传给赵子，赵子传给蔡谊，蔡谊传给食子公和王吉，王吉曾担任昌邑中尉。这两位在《诗经》传承上非常重要的学者都与刘贺有密切的关系。刘贺还是昌邑王时，喜驾车驰骋于国中，王吉用《桧风·匪风》和《召南·甘棠》两首诗来劝谏刘贺。王式也曾用《诗经》来劝谏刘贺，当刘贺被废后，治事使者责问王式说：“师何以亡谏书？”王式回答：“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汉书·儒林传》）这是汉代经学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话。

  另一位以明经著称的学者龚遂担任昌邑郎中令，他曾对刘贺说：“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意思是大王您诵读《诗经》三百零五篇，应该通彻人事、了解王道，现在您所行符合《诗》里的哪一条啊！刘贺即位后，梦见宫中西阶东堆积着大量的青蝇之屎，后来果然在宫殿覆瓦下面发现了不少，龚遂就对刘贺说：“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汉书·武五子传》）这里龚遂提到“陛下之《诗》”，也就意味着刘贺身边应该有《诗经》文本。如今刘贺的墓中就发现了一部《诗经》，很可能就是龚遂说的“陛下之《诗》”。从王式、王吉、龚遂3人的身份来看，王式是刘贺的老师，有辅佐、劝谏、教导之责，加上他自己说“以三百五篇谏”，因此这个“陛下之《诗》”很可能就是王式用来教导、劝谏刘贺的文本。刘贺即位27日即被废黜，他从昌邑带过来的属臣几乎全部被诛杀，但王式、王吉、龚遂因为屡次用《诗经》来劝谏刘贺而得以幸存。王式后来居家教授《诗经》，他的传人唐长宾、张长安、褚少孙都有建树，因此王式成为西汉时期“鲁诗”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海昏侯《诗经》简的发现，使这一段学术史有了实物的证据，它当中所透露的信息也将更好地还原学术“活态”场景，怎能不令人激动。

《诗序》研究有了参照物

  《诗序》问题是《诗经》学史上最核心，也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保存至今的《毛诗序》不仅是中国诗学理论最早也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对每首诗背景、主旨的解释也成为后来理解《诗经》的基础，后人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要根据《毛诗序》发言。但是它的时代、作者等问题却聚讼纷纭。从《四库全书总目》中可以总结出至少11种观点，大体上这些观点可分为4类：一是认为它是子夏所作；二是认为子夏先创，后人增益，这个后人可能是毛公、东汉卫宏、汉代其他学者等；三是认为国史所作；四是认为《毛传》之后的学者所作。第三、四类观点，多是唐代、宋代学者提出的，而汉代学者多认为《毛诗序》为子夏所作，或至少是子夏所传。至于出现东汉人所作之说，主要是因为范晔《后汉书》里记载东汉学者卫宏作《毛诗序》，所以近代学者多以此为根据，认为《毛诗序》为卫宏所作，否定其价值。不过近年来经过一些学者详细考证，卫宏所作的应该是《毛诗序注》，卫宏作序说渐渐被排除。

  《毛诗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总结诗的起源、功能、意义等的《诗大序》，一个是列在每首诗前面、用来解释诗篇题旨背景等的小序。解释题旨、背景的小序又被古代学者分为“首序”（或称“序首句”）和“续序”（或称“续申之词”）。因为古代学者发现序的第一句和后面的话似乎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后面的续序往往像是在解释序首句，所以宋代学者认为序首句来源比较古老，可能是子夏所传，续序则是汉代“毛诗”学者增益的。除了《毛诗序》的问题以外，“三家诗”有没有序也是讨论的重点。比如清代学者从纷繁复杂的传世文献中钩沉出了不少“三家诗”的序，提出“三家诗”也应该有序的观点。

  这些问题，因为海昏侯《诗经》简的出现，有了新的、更重要的参照物，那就是海昏侯《诗经》简中的“题旨概括语”，我认为这就是海昏侯《诗经》简的“序”。这个序不仅证实了西汉“三家诗”确实有序，也可以给《毛诗序》的时代问题、形成过程带来新的启示。

  首先，海昏侯《诗经》简的序都特别简洁，以2到5字来概括一首诗的题旨，如《周南·桃夭》题为“说人”（“说”通“悦”），《桧风·匪风》题为“刺上”，《大雅·既醉》题为“直言”，等等。这与传世文献里钩沉出的“三家诗”序几乎完全一致，比如《文选》李善注里引用到的韩诗序有“《汉广》，悦人也”，“《蝃蝀》，刺奔女也”，等等。古代学者说“三家诗”有诗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海昏侯《诗经》简的序都写在每首诗的末尾，在记录篇名、章数、句数和总章句数的后面。这种记录形式值得特别注意，书写出来是这样的：“《庭燎》，三章章五句凡十五句，□（追）道。”因为东汉学者蔡邕所撰《独断·宗庙所歌诗之别名》保存有周颂各篇的解释，过去学者认为很可能是遗留的《鲁诗》序，内容是：“《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惟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从形式上看与海昏侯《诗经》简的记录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可见蔡邕很可能是直接从《鲁诗》文本上抄下来的。目前海昏侯《诗经》简的周颂各篇还没有公布，公布之后如果基本相同，就可以证明海昏侯《诗经》简的序和蔡邕《独断·宗庙所歌诗之别名》都是《鲁诗》序；如果有不小的差异，则要进一步讨论《鲁诗》序有没有增益和修改的可能。

  再次，《毛诗序》的首句也非常简略，也是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题旨，这就引发我们的思考：它是不是与海昏侯《诗经》简的序有着同样的性质。根据传世文献中散存下来的“三家诗”序和海昏侯《诗经》序来看，这应该是西汉经师解释《诗经》题旨的主要方式，想必“毛诗”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毛诗序》的作者就不可能是子夏，它产生的时代应该是西汉早期。同时，它的续序也应该是西汉时期的“毛诗”后学所增，《毛诗序》应该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这也符合早期著作的形成规律。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所谓“自谓”，就是自说自话的意思，可见班固也不大相信“毛诗”的解说是子夏所传。不过今天学者考证“毛诗”确实有不少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渊源，《诗大序》也与《礼记·乐记》相关材料有密切关联，但渊源是一回事，“作”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从目前材料来看，《毛诗序》的完整性、系统性是其他三家不能比拟的。传世材料中从未见过“三家诗”有类似《诗大序》，目前只有各诗前面的小序，而且海昏侯《诗经》简中并不是每一首诗都有这样的序。这就涉及“毛诗”与“三家诗”解释方式的问题，这一点有待海昏侯《诗经》简全部公布后，会带来新的认识和讨论。清代学者皮锡瑞曾指出“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并举出8个方面，最后一条就是“三家序亡，独存毛序，……究竟源出西河（子夏），抑或出于东海（卫宏），此诗之难明者八也”（《经学通论》卷二）。相信海昏侯《诗经》简会为我们揭开学术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迷雾。

  《诗经》自结集之后，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文本，不像《尚书》有真伪问题的讨论，故一直以来被视为两周时期最可靠的文献材料，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选集。由于它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产物，有关它的功能、性质、特征，都带有很深的礼乐文化烙印。孔子以它来教育弟子，战国时期学者不断传承、运用与阐释，在《诗经》的解释上叠加了儒家政治伦理道德思想，这些渊源与思想被汉代学者吸收，成为系统学说，影响深远，构成了历史上理解《诗经》的重要基础。然而汉代诗说毕竟流传不多，只留下些许碎片，难以拼凑出汉代《诗经》学的全貌。海昏侯《诗经》简的出土，无疑是一块重要的“拼图”，既丰富了《诗经》学渊源，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诗经》解释传统的形成，进而更好理解和发掘中国古代《诗经》学的特质。

（作者：于浩，系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