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检察官讨论涉案资金的定性问题。

　　2024年9月，我院受理了一起看似简单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被害人因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损失80余万元，其中的3万元被转入犯罪嫌疑人赵某的银行账户，案卷中不仅有清晰的交易记录，还有犯罪嫌疑人赵某的认罪供述，似乎可顺理成章指控犯罪，提起公诉。但仔细审查案卷后，我对赵某是否存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明知产生疑虑。

　　赵某供述，这3万元是男友“小阿飞”在2023年4月转给她的，供她日常消费使用的。公安机关查明“小阿飞”是诈骗团伙成员，但赵某称并不知晓“小阿飞”的真实身份、职业及3万元的真实来源。

　　我翻阅两人的全部聊天记录后发现，“小阿飞”确实从未向赵某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资金来源。在讯问赵某时，她反复提及一个细节：3万元用完没多久，银行卡就突然被冻结了，为此她先后前往银行和派出所，查询冻结原因。这一行为与“明知赃款仍使用”的犯罪逻辑不相符，但案卷中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证据材料。直觉告诉我，这或许是揭开案件迷雾的关键。

　　我当即开具文书，要求赵某提供其去银行、派出所的出行记录，并联系赵某前往的派出所核实情况，调取该所接警记录、监控视频等证据，核查赵某所说情况是否属实。

　　最终，根据赵某打车的出行轨迹和派出所提交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赵某的确在2023年6月12日到派出所咨询过银行卡被冻结原因。这一证据动摇了案件根基——若赵某明知资金非法，怎么会主动暴露行踪？

　　案件审查至此，我对于能否认定赵某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明知已经有了判断。

　　一方面，赵某在账户被冻结后的主动查询行为，印证了她对资金来源的困惑而非掩饰意图；另一方面，赵某仅给“小阿飞”提供银行账号，并无刷脸、取现、提供验证码等转移犯罪资金的典型帮助行为，其基于男女朋友关系向“小阿飞”提供银行账号并接受转账，属正常交往行为，要求一方核查另一方赠与资金的合法性，显然超出了社会常理赋予的义务。

　　为审慎听取各方意见，2024年11月21日，我申请对该案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我详细阐述了案件事实及证据情况，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补充说明了侦查细节，人民监督员逐条质询讨论。最终，各方一致认为赵某的行为不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随后，我将案件提交检察官联席会议、检察委员会讨论，会议研究一致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认定赵某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故意。2024年12月23日，我院监督公安机关作了撤案处理。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却存在重大疑点。撤案后，赵某给我送来一封手写信：“你们的认真严谨还了我清白。”寥寥数语，却重若千钧。

　　办案不是机械比对法条与证据，而是要在每一个细节中追问“为什么”，不仅要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的审查，也要重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审查。只有把静态法律规定与鲜活办案实践结合起来，找准统领法律事实的实质法律关系，进行实质性判断、解决实质性问题，才能让每一起“小案”折射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最朴素的期待。

　　（口述人单位：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