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荥经出土的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 图据雅安市融媒体中心

蒲江县飞虎村出土的“成都”铭文矛上“成都”二字清晰可见。 图据成都考古微信公众号

蒲江县飞虎村出土的“成都”铭文矛。图据成都考古微信公众号

□锦夫

　　在雅安市博物馆的通史展厅内，一柄长约20厘米的青铜矛静静陈列在独立展柜中。柔和的灯光自顶部倾泻而下，在矛身精美的虎纹獠牙间投下细碎光影，而矛部錾刻的“成都”二字，犹如被时光封存的密码，在青铜表面泛着幽光。这绝非寻常的战国兵器——它既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刻有“成都”字样的实物佐证，更是破解古蜀都城历史变迁的重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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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成都矛”荥经惊世出土

　　1985 年 11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雅安荥经县城北郊同心村发现了一处古墓群。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大量陶器、铜器、铁器及玉石杂件等文物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那截后来震惊学界的“成都矛”。

　　清理完成后的铜矛令所有专家为之震撼。柳叶形的矛身采用中线起脊设计，极大提升了穿刺威力；前端的锋刃虽历经岁月侵蚀略显圆钝，却仍难掩当年的锐利锋芒。最令人称奇的是骹（qiāo）部（矛柄与矛身连接处）的精妙装饰——工匠运用錾刻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生动刻画出一只张口咆哮的猛虎：圆睁的虎目如珠凸起，獠牙自嘴角斜伸，下颌肌肉线条凌厉如刀削，每根鬃毛都纤毫毕现。这种将兵器与神兽形象完美融合的工艺，既彰显了持有者的尊贵身份，更暗含着“猛虎助战”的古老信仰。

　　现代科技手段的检测结果更令人叹服。光谱分析显示，这支矛的青铜合金配比堪称科学典范：铜83.5%、锡 15.2%、铅1.3%的精准配比，既保证了兵器的硬度，又赋予其恰到好处的韧性。考古人员曾进行模拟实验，用相同配比复制的青铜矛，仍能轻松刺穿5毫米厚的铁甲，其工艺之精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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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成都”已成城市名

　　而真正改写历史的，是虎纹下方錾刻的“成都”二字。这组铭文采用战国蜀地特有的巴蜀图语变体，每个字仅1.5厘米见方，笔画最细处仅0.1毫米，却深浅均匀、转折流畅。考古证实，这是采用“冷锻”技法完成——在青铜铸造后，工匠用坚硬錾子反复凿刻而成，稍有不慎就会毁掉整支矛。

　　此前，学界对“成都”名称的最早记载来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时间为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而“成都矛”的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16年—前278年，将“成都”作为城市名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余年。

　　为何这支矛会出现在荥经？翻开战国地图可见端倪：荥经地处青衣江上游，是古蜀王国通往邛都（今西昌）与滇国的咽喉要道，堪称当时的边关重镇。而来自蜀地核心成都的兵器能通过军事调配或赏赐流入边境，恰恰印证了这座城市已具备“中央手工业作坊”的功能——能够批量生产带有城市标识的标准化兵器，这正是都城应有的产业实力。

　　无独有偶，2016年成都蒲江飞虎村也出土了一柄刻有“成都”字样的战国青铜矛。这两支“成都矛”虽出土于不同地点，但都印证了战国晚期“成都”作为城市名称已相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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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矛”佐证古蜀都城变迁

　　关于古蜀都城的变迁，学界历来存在两种记载。扬雄《蜀王本纪》称开明九世“本治广都樊乡（今成都市双流区），徙居成都”，而《路史》则记载开明氏“开明子孙 八 代 都 郫（今成都市郫都区），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两种说法虽起点不同，却都指向《华阳国志》记载的关键节点——“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

　　“成都矛”的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从开明九世迁都（约公元前4世纪）到这支矛铸造（公元前3世纪），短短百年间，成都已从新建都城发展为能铸造带“成都”铭文兵器的中心城市。矛身虎纹彰显王室威严，“成都”二字则宣告着这里已成为古蜀无可争议的核心。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