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菁 著

　　“孤岛时期”的燕京大学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继续发挥培养人才的作用，离不开司徒雷登接手燕京大学后对它的改造。

　　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期间，正是中国爱国学生运动掀起空前浪潮的时候，他同情中国民众、反对侵略，九一八事变后，对学生的抗日言论和行动给予了保护和支持。《燕大周刊》是由燕大学生主编的报刊，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主要喉舌。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师生们利用这块爱国宣传阵地猛烈抨击日本的侵略，到1935年底已形成了一支由黄华、王孝风、李源等学生党员和进步学生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不仅抨击日本侵略，宣传爱国主义和独立自由的民族主义，热情讴歌爱国学生运动，还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客观报道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北根据地。司徒雷登并未因学生的信仰与自己思想不合而阻止文章的发表，更不影响他对这些学生才学的赏识。1935年4月，在学生学业奖荣誉会上，他亲自为黄华、萧乾等人颁发“觉顿奖学金”。

　　全国抗战爆发后，处在沦陷区的燕京大学一方面与日方斡旋，抵制日方的各种干扰、破坏行动，坚决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继续为中国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师生们采用报道、声援、参与等不同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支持中国抗战。

　　司徒雷登作为校务长，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保护师生、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

　　一是保护、关爱在校及流亡的进步学生。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以校长名义致函日军当局，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的财产，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的学生。为保护学生，他要求学生会停止反日活动，又以校长办公处的名义发布《学生生活条例》，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和学习，不给日伪钻学校空子的机会。在明面上司徒雷登对学生的行动作了种种限制，暗中则对师生的抗日活动予以保护和支持，当有外出活动的学生被日伪抓捕后，他总是设法将学生及时救回学校。

　　负责监管学生种种活动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是由深受学生爱戴的反对日本侵略的美国人夏仁德教授担任主席，研究生兼助教侯仁之为副主席，该机构“除了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还想方设法帮助那些希望投身抗战的学生秘密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对于不愿在沦陷区工作、生活而离开燕京大学的师生，司徒雷登不仅协助安排逃离路线，还委托沿途各地的朋友帮助提供资金和其他照顾，又亲自帮助离开燕大的那些学生转学到已迁往内地的高校以继续他们的学业。作为当事人的侯仁之回忆说：“司徒雷登的原则是，只要是参加抗日都一体支持。”

　　二是采用合理的方法与日伪巧妙周旋，阻止日本特务的渗透，拒绝与日伪的合作。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伪新民会要求燕大举行庆祝活动，被司徒雷登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求燕大派一二名代表象征性地参加庆祝活动，司徒雷登为此致函日本大使：“燕京大学乃属非政治性的机构，校方无权强制学生参加此类政治游行。燕京大学是一美国机构，与临时政府没有任何官方关系可言，除非有朝一日该政权获得美国之承认。”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