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冲突频仍的世界，研究二战史的一些历史学家直面黑暗，不断提醒人类勿忘当年的苦难与悲剧。

讲述战争的残酷，是为了让鲜血不白流，让和平不再缺席。他们也希望将痛苦的战争记忆转化为和平叙事的基石，通过教科书、公共纪念和国际对话，播种光明的种子。

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孟钟捷对战争记忆构建与和平教育的全球责任有着深刻体会。

德国政坛起落警示世人

10年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时人们还在探讨战后的联邦德国是如何吸取教训，通过设置5%的选票门槛，防止极端政党进入议会、逐渐坐大。仅仅两年后，德国选择党迈过门槛，成为半个世纪以来首个进入德国议会的极右翼政党。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80个年头，成立仅12年的德国选择党获得了20%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相反，作为传统政党的自由民主党却以4.9%的得票率惨遭淘汰。10年间，见证德国政坛的起起落落，孟钟捷很是感慨。

在孟钟捷看来，随着德国乃至欧洲社会经济的变迁，传统政党的底盘遭侵蚀。以德国为例，两德统一之后，德国东部的经济增速落后于西部，东西部融合不足，极端民族主义找到了滋生的土壤，人性的弱点被一些政客利用。一些人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理性语言表达党纲远不如靠夸张、短期的许诺煽动选民更容易。“这种政治运作模式通常是短视的，看似能拉到选票，但却给社会氛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历史一次又一次被各种政治话语所裹挟、被错误使用。“这将导致真实的二战历史被渐渐遗忘，留下来的却是关于这段历史的各种政治性解读。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需要揭露和防范的。”

历史教育肩负重要使命

80年后的今天，如何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了解并牢记二战历史的真相，时刻警惕又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

“中国关于二战的教育是相对充分的。”作为一名师范教育工作者、历史研究者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孟钟捷格外关注历史教育与历史记忆的传承问题。

“近几年，国际史学界对于二战的研究有四大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转向全球中心；二是二战起点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转向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甚至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三是东方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的贡献进一步得到国际史学界认可；四是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史的叙事。”这些年，孟钟捷翻阅了各国历史教科书。他指出，这些研究转向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开展场地化的历史教育，让孩子们了解身边的抗战和二战记忆。

但西方的历史教科书依旧停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二战叙事。甚至在讲述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这两段历史时，其叙述未能为学生梳理清楚受害国和加害国的基本逻辑。孟钟捷认为，这说明西方关于二战历史的学术研究对接公共历史教育、大众传播的道路依旧漫长而曲折。

以史为镜守护世界和平

“战争与人类社会其实相伴始终。人类社会面临各种类型的战争，但世界大战很少。”孟钟捷指出，这是因为对人类而言，世界大战是最不明智的一个选项。“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倘若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只是自私地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不可能的。一旦战争爆发，哪怕是在天涯海角，也能够感受到战争的负面影响。”

关于战争的本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至今仍具有解释力。孟钟捷强调，能够用政治解决的问题，就不应该诉诸战争。

孟钟捷坦言，“历史教育工作者并非万能”。但通过历史教育，一代又一代人得以以史为镜，“看见”人类不作为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看见”和平的意义。

在全球局势日益复杂的今天，构建正确的战争记忆、推进和平教育，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只有传承记忆，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本报记者 齐旭 实习生 晁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