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韩茜茜 李沫沂 　　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自2024年10月最高法、最高检颁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不到一年，两高首次联合公安部对进一步健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办理机制作出系统布局，是推动解决当前“执行难”问题的关键一招。 　　《解释》的出台无疑是对“老赖”的杀威棒，《解释》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情节严重的行为类型化，概括而言有三种类型：首先将“积极对抗型”的传统拒执行为作为首要打击对象，细化法律的保护范围；其次将“消极规避型”的隐蔽拒执行为作为侦查打击的重点，穿透“假离婚”“假委托”的表象，依法认定拒执行为的本质；最后针对虚假和解、虚构租赁等“权利滥用型”拒执行为，建立“法律行为—经济实质—主观意图”的三重审查程序，如债务人具有履行能力，却通过和另案当事人达成虚假和解的方式，放弃部分到期债权，并向另案法院申请结案，意图规避对到期债权的执行，致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法院依法认定构成拒执罪等。 　　但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拒执罪在司法实务运用中的认定和适用，也存在着财产状况调查难、证据标准不统一、程序衔接不流畅等问题，加之实践中执行压力、理念偏差和外部干扰等因素叠加，都使该罪在适用上面临着较大挑战。因此，面对挑战，应当以此次《意见》颁布为契机，加大依法惩治力度。 　　首先，要准确把握证据标准，统一证据认定规则。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意见》规定的证据要求收集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罪线索材料，构建“执行—刑事”证据转化规则，准确把握证据标准，确保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例如，对于证明犯罪嫌疑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证据，要详细审查其财产状况、收入来源等相关证据，综合判断其是否具备执行能力；对于证明犯罪嫌疑人拒不执行行为的证据，要审查其行为的具体表现、实施时间、造成的后果等，以准确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拒执罪。 　　其次，在办案过程中，各部门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确保程序正当。《意见》围绕侦、诉、审各环节，对公、检、法三方在拒执犯罪案件中的职责分工和协作配合作出原则性规定。《意见》全文二十条，细化了拒执案件“公诉+自诉”双轨追责模式，通过细化自诉案件的程序规范，全面激活拒执罪的自诉路径，形成双轨并行、相互补充的追责机制，从制度设计上为债权人提供了更充分的权利保障。同时，创新性地将财产保全措施前置化、全程化：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即需对涉案财产采取控制措施；法院在自诉案件受理阶段也可采取保全措施。这种机制设计有效破解了传统模式下财产控制滞后导致的执行困局，确保刑事追责与债权人权益实现同步推进。 　　最后，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人民法院在发现犯罪线索后，要及时、准确地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材料，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过程中，遇到需要人民法院协助调查取证等问题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人民检察院要充分发挥立案监督和审查起诉职能，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确保案件依法顺利办理。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