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燚明

　　1939年1月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是西南大后方“统一党政军指挥”的重要机构。该会下设的秘书厅，是执行权力与具体事务的中枢机关，由张群出任首任秘书长。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

　　身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在全面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负责秘书事务、政策研究与情报收集工作。鲜为人知的是，自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组建伊始，陈布雷便被委任为该机构的副秘书长。

　　但是，陈布雷自任命之日起，便刻意与张群主持的秘书厅保持距离。4月17日，陈布雷第一次参加秘书厅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后，他便匆匆前往重庆市民医院，探望病中的元老居正。此后，陈布雷除偶尔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外，从未指导过秘书厅的具体工作。他甚至还以“身弱事繁重，何堪兼任要职，为之烦扰不宁”为由，多次向蒋介石提交辞呈，被蒋介石拒绝。可见，陈布雷并未如后世学者所言，自始即担负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的“一般业务”。

　　这一情况因张群的工作调动而发生转变。1940年11月18日，张群正式就任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并接替已兼任四川省主席职务一年有余的蒋介石，主持四川政务，进一步巩固了西南大后方的抗战形势。对此，蒋介石非常满意，他在年底回首时曾在日记中写道：“岳军平安就职，此三年未能解决之一大事，而卒告解决。此不仅四川局部之幸，而实为抗战全局成败所系之关键也。此亦转危为安之一也。”

　　张群的离职，使得工作同样繁重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一时群龙无首。因此，陈布雷承担起了这份重担。在张群宣誓就职的同一天，蒋介石正式任命陈布雷为代秘书长。第二天，陈布雷就召见了秘书厅几位骨干，预备接手工作。20日一早，他分九批接见秘书厅中层干部、参事及秘书等20余人，并“询问一切”。从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进入“陈布雷时间”。

　　秘书厅的运转

　　刚刚来到秘书厅，陈布雷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他几乎每天都会来秘书厅办公并批阅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文件。11月25日一早，陈布雷就来秘书厅主持“总理纪念周”并批阅文件。翌日，本想继续来秘书厅办公的陈布雷因身体不适而缺席。27日，身体稍有缓解的他就来到秘书厅批阅公文。哪怕是在因故不能赴厅办公的日子里，陈布雷也会在侍从室办公室或者家中批阅秘书厅文件，直到深夜。

　　陈布雷与蒋介石的沟通方式并不同于张群——张群在汇报前，常要求秘书在“签呈纸”上以工整的小楷誊写请示的详细内容。如此细致的准备，却常常得不到蒋介石的批示。陈布雷可以借助侍从室办公之便，随时随地手写便条作汇报。对此，蒋介石往往能很快给予回复。11月17日，陈布雷请示任命陈方和李惟果担任秘书厅参事。当天，蒋介石就亲批“照准”。蒋陈之间顺畅的沟通渠道，大大提升了秘书厅的工作效率。

　　与张群不同，陈布雷更喜欢通过面谈与下属交流工作、沟通感情。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自己家中，陈布雷的大门随时向秘书厅同事开放。1941年新年，秘书厅骨干邓翔宇、秦振夫等人来陈布雷家拜年，受到热情接待。秘书厅的骨干打算离职时，也是先到陈布雷家里征求意见。对于他们的请求，陈布雷往往予以慰留。多年后，当陈布雷返回秘书厅看望旧友时，受到昔日部下的热烈欢迎，令陈布雷“倍感亲热”。

　　不同于后世“极少位置私人”的评价，为更好地开展秘书厅的工作，陈布雷也会“举贤不避亲”，将自己在侍从室的部下带到秘书厅工作。前文述及，陈布雷曾将陈方和李惟果聘为秘书厅参事。李惟果于1938年6月调入侍从室，陈布雷在回忆录里评价他“学识通敏，不矜炫、不懈怠，对同事又极和洽”“第二处中才能品德并佳兼胜，惟此一人为最难得也”。陈方曾任侍从室秘书，陈布雷曾感叹其“浩气如云，余殊愧不如”。两人经常出入陈布雷家中，堪称他在日常工作中的“左膀右臂”。

　　11月20日。陈方和李惟果随陈布雷第一次到秘书厅办公。陈、李二人担任秘书厅参事后，都表现出了对厅工作的热情。11月22日晚，陈方和李惟果先后登门拜访陈布雷，分别谈论了秘书厅和各专门委员会的事务。26日晚，身体抱恙的陈布雷与李惟果就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期望“相谈甚久”。

　　与此同时，陈布雷还仰仗秘书厅原有干部协助他完成工作，秘书主任卢铸因此成为首选。卢铸不仅老成持重，也因其常年主管机要室和秘书室，对秘书厅日常工作十分了解。陈布雷经常与卢铸沟通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的案件审核、秘书厅人员选拔、人事考绩以及刚刚成立的中央设计局的筹备状况。为表示对卢铸的信任，陈布雷曾赠予特别办公费供其使用，还请他在自己请假时代行秘书长职权。

　　陈布雷在秘书厅的工作，几乎无法离开卢铸的帮助。1941年2月初，卢铸因病请假。仅仅四天后，秘书厅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陈布雷不得不亲自出面打理。同年夏天，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的熊斌极力邀请卢铸赴陕襄助。陈布雷在自己代秘书长职务即将到任之时，仍多次与卢铸晤谈并“竭力慰留之”，可见他对卢铸的重视。

　　但是，秘书厅的其他中层干部，既鲜有领导秘书机构的经历，又几无地方行政经验，在工作能力、管理能力乃至全局视野上，都难与秘书厅初创时的干部相媲美，这都直接影响着秘书厅的工作。1941年2月23日，秘书万君默将劝募战时公债主题的《告同胞书》呈送陈布雷审阅。读罢此文，陈布雷深感“阅之殊不惬意”，并慨叹“撰述人才之难得也”。4月7日，陈布雷因“不快异常”，罕见地在日记中痛斥“侍二处及秘书厅无得力干部，故颇有误事之感也”。

　　秘书厅工作“旷误太多”

　　属下工作不力，倒逼陈布雷在秘书厅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精力和时间，恰恰对陈布雷颇为宝贵。除了帮助蒋介石草拟几乎所有重要文稿外，陈布雷主管的侍从室第二处工作更加繁忙。第二处成立于1935年，是侍从室的核心部门，下辖三组：第四组主管秘书工作；第五组负责政策研究；成立于1939年2月的第六组，负责为蒋介石汇总分析各方面呈报的军事情报。陈布雷习惯用半天时间处理秘书厅事务，半天处理侍从室的工作，工作已十分饱满。从《陈布雷从政日记》1940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可见：

　　九时卅分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出席业务会报，约一小时毕。处理公文七件。（朱）云光来谈。黄山来电话，……就午饭，未能去。一时午餐后小睡，至二时卅分起。阅六组文件。四时到军委会参加特种会报，到十余人。七时会毕，归寓。觉疲乏已甚。阅胡秋原所撰之演词稿，平平未见精彩。

　　“疲乏已甚”，是陈布雷日常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沉重的压力，使其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难堪重负。陈布雷不得不多次前往重庆城郊的老鹰岩调理身体。即便是休假时，他依旧无法置身于繁冗公务之外。1941年5月10日，陈布雷赴老鹰岩休养。三天后，蒋介石就来电询问制定《公务员教员眷属供给食粮办法》的进展。由于该《办法》正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会同专家进行审查，陈布雷便致函卢铸，要求其督促进度，自己也被迫提前于15日返回重庆继续工作。

　　繁忙的公务，终于使得陈布雷无暇兼顾秘书厅工作。4月底，陈布雷反思一个月来一直疲于应付侍从室的工作，“每日仍觉疲累不堪”，实在“旷误太多”。事实上，王宠惠已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新任秘书长。秘书厅的“陈布雷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7月3日，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气温高达38摄氏度。陈布雷早早来到秘书厅参加王宠惠的就职仪式。仪式过后，陈布雷分别与卢铸等秘书厅同仁话别。他还将积攒半年多的秘书长特别费约四千元，以补助的名义分赠几位同仁，“酬其辛劳”。此后，陈布雷虽仍在名义上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却如同张群主持秘书厅时一样，再次与秘书厅的工作脱离得干干净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