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对增量和新增长点的培育及存量风险的管控和存量资产的盘活都有相关部署。深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推手和动力机制，历史上增量和存量的互动机制，尤其是沿海地区增量和内地存量互动关系，对于深入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很有必要。

中国近几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进程。沿海地区的开放所带来的制度、资本和技术增量，有力推进了全国其他地区的改革，通过改革有效盘活了内地的经济存量，形成了新的增长点，从而进一步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互相借力、互相支持的共赢局面。比如1992年南巡讲话后，全国向以深圳经济特区等为首的沿海地区学习取经，大力招商引资，所形成的发展势头，为沿海地区应对1998年金融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支撑。

当年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改制中关键一招的外汇注资，是沿海外向型经济增量反哺并盘活存量的最佳明喻。这些巨额外汇的获取，在当时既证明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实力，更昭告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时代的来临。这里面也有着制度变革的增量，外资股东的阶段性注资，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公司治理理念、模式和经验，为四大行的规范运营和与国际金融社区接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大行的改制尤其是呆坏账的剥离，为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四大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实力大增和大型国企的轻装上阵，为2008年中国抵御全球金融危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四万亿”的落地和地方配套不会如此顺遂。这也为沿海外向型经济度过暂时的外贸寒冬提供了喘息之机。

此后，后金融危机沿海地区的高科技和城市化增量，加上从沿海到内地产业梯度转移，叠加内地的重化工存量翻新后形成的增量，令中国经济迎来了一段沿海内地双轮驱动发展如烈火烹油般的红火时光。

而接下来沿海地区平台经济的勃兴，带动运输物流仓储等行业蓬勃发展，又进一步盘活了“四万亿”期间形成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避免了基础设施的限制浪费，并形成了倍增效应。而平台经济所推动的城乡产品的对流，以及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下沉，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深入推进发挥了巨大作用。

2016年以后，当沿海地区面临国际贸易摩擦、全球经贸格局重组，以及美西方势力对中国本土创新的打压等诸多挑战时，内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勃兴，为沿海地区的盘整再出发，又一次提供了回旋的时间和空间，这也是中央提出双循环的理据、底气和现实基础所在。

当前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沿海和内地、增量和存量之间形成新的联动和互相支持借力的局面。沿海地区高歌猛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等，必将给内地相对传统的产业进一步赋能，带来进一步的效率提升，从而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沿海地区引领的出海提供新动能。

当前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些高精尖产品和服务落地的过程中，要避免内地一些地区和产业陷入存量博弈“难以自拔”。一些地区和产业虽然迫于形势高喊反内卷口号，但由于增量乏力，导致存量不易盘活翻新，形成新的增量。长此以往，会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拖累，也会让沿海高精尖产品和服务陷入落地难的窘境。

此外，人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大省挑大梁，城市化进一步向城市群和都市圈倾斜，新质生产力和高科技新赛道阶段性向沿海城市集聚，以及由以上现象所导致的人才和资本的虹吸效应，客观而言必然会对内陆地区新增量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从而令内陆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更多挑战。

如何更好应对沿海和内地联动发展间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张力，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各方妥为统筹勠力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