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妇女报）

转自：中国妇女报

　　关键记忆

　　教育是世妇会重点关注的三大主题之一，我在北京世妇会非政府论坛主持了“女童教育”专题研讨。世妇会后，我进一步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课程与教学过程。我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们首次开设“性别与教育”选修课。这一课程的课堂活跃程度以及引起的强烈反响，超出预期。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我最初是首都女教授联谊会秘书长，后来接任会长。21世纪初我从北师大调入清华大学，不再直接从事性别教育研究，但努力将性别视角带入高等教育研究中。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下称世妇会）在北京举行。我作为中国女性代表参加了大会，还在非政府论坛主持了“女童教育”专题研讨。记得当时，我被世妇会上喊出的响亮口号深深地震撼：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See the world through women’s eyes）。后来，这一口号也被女性主义研究者进一步延伸为：用女性的声音告诉世界，用女性的行动改造世界等。其实真正引发我和很多参会代表不断讨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是女性的眼睛（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行动）？为什么要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女性的眼睛看世界和男性有什么不同？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已经开始对现实世界复杂而无解的性别问题的思考。

　　以女性的眼睛看教育

　　教育是世妇会重点关注的三大主题之一，当我们以女性的眼睛看教育时，教育不再是对一切研究者无差别、作为客观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教育，而是具有特定社会性别含义，对男性和女性的定位及塑造功能不同的教育。可以说30年前的世妇会为许多中国人开启了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世界和生活的大门，与来自全球的女性代表一起探讨妇女为争取男女平等而奋斗的经验和教训，也激励着中国女性进一步融入世界范围内争取性别公平、促进文明发展的时代大潮。

　　30年后，回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及其在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我高度认同中国政府在文件中明确给出的定位：“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我也完全理解国际组织对全球性别平等状况做出的清醒判断：当今世界“尚不存在真正性别平等的模式”，“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并不会自动促进所有方面的性别平等。”

　　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课程与教学过程

　　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是使人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主动突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努力构建性别公平的制度和文化。人的性别意识并非源于基因的先天禀赋，而是通过后天教育而习得的主体认知。这种认知既可以通过学校开设的性别教育课程而在正规课堂学习中进行培养，更可能在与家人师长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在更广阔的社会互动交往中耳濡目染。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虽然早在世妇会前我已经参与西部贫困地区推进女童教育的项目，世妇会后，我进一步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教师的主责主业——课程与教学过程。我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同事们在学校首次开设“性别与教育”选修课，选课的学生不仅学习国内外已经成型的性别研究理论，还通过回顾和分享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真实性别经历，尝试运用性别分析视角，认识性别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等。这一课程的课堂活跃程度，及在学生中，特别是女生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超出我们的预期。许多学生反馈说，课堂上的性别经验分享让她们感受到心灵上的震撼，老师基于案例的性别分析方法和相关理论阐释也让她们学习到新的教学和思维方式。正是在和学生们上课交流的过程中，我深刻意识到性别偏见，特别是深植于文化传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使是经过专家认真选择和设计的学校教育材料和活动中，也存在不少性别偏见的东西。为此，在世纪之初，我带领北师大教育系的研究团队，立项研究课题，对现行中、小学教材和教学过程进行性别分析。这一研究成果后来被教育科学出版社以《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为书名出版，这本书2006年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早在筹备第四次世妇会时，以北师大中文系王宁教授为首的一批首都女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首都女教授联谊会，希望将首都高校丰沛的女教授资源凝聚在一起，在高校这一重要教育基地，通过教学、科研和日常交往，发挥其在教育和影响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方面不可替代的性别引领和榜样作用。我最初是首都女教授联谊会的秘书长，后来接任会长。为进一步加强首都女教授的组织凝聚力，在北京市妇联和教委的支持与帮助下，2004年前后，我们将首都女教授联谊会更名为首都女教授协会，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校女性高知社会团体。我连续做了女教授协会两届会长（第三、四届）。不久前去世的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教授曾是首都女教授协会的副会长。北京市30余所高校是首都女教授协会的团体会员，60余所高校是协会的理事单位。各高校女教授协会分会结合自己学校的特点和需要开展多种具有性别视角的教育性活动，特别是品牌性活动“女教授与女大学生携手行”将一批杰出的女教授与女大学生结合在一起，女教授们用自己独特而真实的求学、生活和工作经历，诠释变革社会中女性学者充满挑战与魅力的学术人生。这些为学生所熟悉和敬重的本校女教授言传身教的性别角色和榜样作用成为许多女大学生在校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学习经历，对其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甚至延续终身。

　　将性别视角带入高等教育研究

　　21世纪初我从北师大调入清华大学，做清华教育研究院的行政领导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带头人。我虽然不再直接从事性别教育研究，但努力将性别视角带入高等教育研究中。

　　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高教扩招的直接结果不仅是数量更多的适龄青年上了大学，而且背景、需求和学习方式更加复杂多元的学生群体进入高校后，对学生、学校及整个高教系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2009年，我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进行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CCSS，China College Student Survey），这项针对高校学生学习投入和就学经验的自陈式问卷调查已持续进行了16年，科学采集的上百万大学生数据为我们全面系统、从不同方面（性别是其中之一）分析大学生学情状况及变化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问卷调查、质性访谈及可采集的多模态数据，课题组已发表百余篇大学生学情研究报告及学术论文，出版的著作《本科教育：质量与评价》2017年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

　　仅从数据上看，中国高校在性别平等方面有亮眼表现。高校录取学生比例女生占比已达63%。研究生在校生中女性占比也已超过一半。社会和学界都有人负面地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的考试制度，完全忽略延续千年的选拔性考试胜出者多为男性的历史事实。其实，中国和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教育史进程都已证明：一旦消除限制女性入学的性别制度障碍，男女平等使用教育资源，女性就会在学业成绩上表现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目标已经实现。如果运用性别视角深入分析教育过程和求职就业经历，特别是广泛存在于社会规范和文化层面，深深渗透于个体认知和心态的种种复杂因素，对学生性别认知和角色定位产生影响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就会发现实现性别平等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我国目前在校女大学生、女研究生数量已超过男生，而且学习过程中女生投入高于男生，成绩不输于男生，就业期望也高于男性，但在初次就业机会以及工资待遇方面，女生却普遍低于男生。

　　我们团队曾在一项针对全国30余所不同类型高校理工科专业学生，为期两年的追踪调查研究中发现：在回答“女生和男生谁的数学/物理会更好”时，超过半数的学生和老师均认为，男生比起女生，在数学和物理上表现更好。而在学科测试中，男女生数学成绩并无显著差异，物理成绩男生高于女生，但女生在一年后的数学、物理测试中，成绩增量均显著高于男生。我们对同一批学生的追踪调查发现：学生在学期间性别刻板印象具有向好的变化性。与前测数据相比，后测中学生关于数学和物理水平的性别刻板印象比例均有明显降低，有更多学生自认或感知到男女生在数理学科上表现平等。这使我们看到学校教育在减少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具有的力量。

　　十余年的大学生学情研究经历使我深刻意识到，学生学习问题不仅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心理机能的生物行为，更是建构在特定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心智习惯上的社会行为。学校教育是形塑年轻一代的性别观念、性别角色行为的重要场所。作为女性教育工作者，我曾于2012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2017年和2023年又分别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和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年逾花甲，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的我将继续用我有限的力量，为改变传统性别观念及角色定位，建设更具性别平等意识和氛围的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