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莹

裁缝师傅杨格里肚皮里有点货色，大多跟文学、音乐、体育有关，来自于老底子的评弹说书、长篇小说连播、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还有体育比赛实况转播。

这些听觉上的记忆，可追溯到四五十年前，父辈的裁缝铺里的半导体收音机，从两管升级到四管、六管。塑料壳子，旋钮，机内磁棒天线，机身转动到一个方向；每天揣在口袋里，带进带出，一路“随身听”，很得意，但稍一转身，马上便会有杂音或啸叫，人的身子就必须保持一个姿态，很僵持的样子。听“说说唱唱”，相声和独脚戏；“每周一歌”，外面唱什么歌，里面就播放什么歌；许多革命歌曲永远不会忘记，是因为电台里教的，一个人先唱一句，再说一声“唱——”大家便跟着；杨格里最喜欢听体育比赛实况转播，里面的人说得极快，让听的人就像看比赛一样，但后来杨格里有了九寸黑白电视机，看了直播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宋世雄语速再快也没法跟球速比。

那时候，广播里的天气预报还会有“记录速度”，杨格里一遍遍默记：高压楔，低压槽，毫巴，江南有一片雨区，北方有一股冷空气正在扩散南下，它的前锋已经到达……逗号，冒号，句号；长篇小说连播《欧阳海之歌》——欧阳海跟人下军棋，摆“品字形”地雷，上海人叫“三角地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早上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有外国人访问的消息，要设宴，广播里说“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杨格里听成“硬要出席”，百思不得其解。类似“阿富根谈生产”这样的节目，一口上海话，听上去清清爽爽。

裁缝师傅杨格里埋头踏缝纫机，眼睛没得空，耳朵却支着，一年四季，白天黑夜，从收音机到黑白电视机里聆听世界。大半个人生走过来，感受到声音带来的乐趣——很早知道一些国家的全名，都有庄重严肃的气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诸如此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倾心于研究国际关系和地域政治。杨格里说他不喜欢那些在广播里说话但不是广播电台里的人，他们被电台请来，说是专家，但普通话明显不如电台里的人。他们是如今一些电台电视里谈话节目嘉宾的先驱，可还是没有说好普通话。杨格里喜欢广播剧《刑警803》，还有电影录音剪辑，听上去跟看电影一般，孙道临的《王子复仇记》，邱岳峰李梓的《简爱》，童自荣的《佐罗》。

杨格里很早还在中波的波段里听“莫斯科广播电台”，这呼叫的音乐是悦耳的，极具穿透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崛起，五连冠起始于日本东京代代木体育馆。这是宋世雄在实况转播里对“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反复念叨的。新世纪初，杨格里第一次出国旅游，到日本东京，直奔代代木体育馆。他看到一个很老旧的建筑，没有想象中的巍然。但杨格里依然心潮澎湃，想起很多过往的日子。

杨格里现在听手机里的书。有一天，我到他裁缝铺里说做衣裳的事，手机开着外放，音量还很大。是在读小说。几句听下来，是长篇小说《女红》。我叫他先关掉。杨格里说，不碍的，你讲好了。不就是做件衣裳么，听听人家写的纺织厂女工，纺纱织布，是老上海的家常日子，像吃泡饭弄根油条蘸酱油一样。我不响，嘴巴里回味油条蘸酱油过泡饭的滋味。杨格里讲，这种小说，作者没啥名气，写得好不好，没有啥人关心；看过算数。其实这跟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差不多。

杨格里说，自己做裁缝一辈子，也搞不清那些国际大牌服装设计师，名气老响，弄块料作花花绿绿，袖管还是袖管，裤管还是裤管，长长短短，宽松或者紧绷，秋冬或者春夏，就算是风格；模特上T台走一圈，灵得不得了。其实真的没多少好看。问题是，还不好经常穿。一个裁缝，做出来的衣裳，最好是被人穿到破，穿到褪颜色，穿到穿不下；那种一年穿不上几次的衣裳，会有几件，挂在衣橱里，难得穿出来，过了黄梅天，记得晒霉。可惜那些真正老价钱的衣裳，样子老好，做功了得，日子长远，衣裳还挂在衣架上，那个穿衣裳的人，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