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中外哲人大都重视通过研习历史进而认识现实。近来研读王天玺同志的《民族法概论》，书中描述了1935年红军得到彝族人民的掩护奇迹般地强渡大渡河的历史事件。近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和中国工农红军由于秉持不同民族关系理念、采取不同民族政策，因而前者兵败大渡河，后者则得以成功渡河。比较两则史实，令人感慨不已。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在大渡河口全军覆没。这一悲剧的酿成当然有诸多原因，但石达开大汉族主义的做法、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当石达开出走西进时，彝、回、苗、汉的农民起义烽火正盛。李文学、杜文秀等都派人与石部联络，均未成功。清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机构最担心的是石部与各民族起义军联合，但石达开非但不走此途，反而在少数民族人民面前以极端的大汉族主义面目出现。他的纲领是“诛满夷之僭窃，整中华之纲常”。他把西南各少数民族视为“异族”，以“蛮夷”称之，甚至称为“野鬼”，在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的冲突中，公开站在汉族地主一边。

据《宜山县志》记载，当永顺的少数民族人民起来反抗汉族大地主刘老官的压迫时，石达开应刘氏之请，派部将何国宰带兵追杀少数民族人民。石部在广西融县苗族聚居区张贴布告说：“逆我者亡，顺我者存”，“各处山寨，胆抗天兵，当时剿灭，一致荡平”，“若不进贡，祸生灭门”。在壮族地区，“前锋所至，敢有顽抗拒斗者，即率众踏垣入，焚杀不遗”。到了彝族地区，甚至尽斩彝族向导赖学成等200人以“祭旗”。如此暴行，激起各民族人民的痛恨。石部所至，各族群众逃避一空，买卖无市，征粮无得，渡河无船，向导不肯为用，陷入绝境。

大渡河一战，石军由三四万人减为七八千人。泸定桥的孔道松林小河有“土千户王应元扼河力战”，东南有“土司岭承恩复带彝兵由后路抄至新场，节节紧逼”，石军被困在紫打地这个不及一平方公里的峡谷中，营盘全被烧毁，“汉彝兵练两面夹击，枪炮如雨，彝兵复登山岭用木石滚击”，石达开率余众奔至老鸦漩，“复被彝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正如《越嶲厅志》所说：“大小松林古战场，较将垓下更凄凉。美人名马伤心泪，失落英雄说翼王。”石达开自命不凡，把少数民族当做“蛮夷”“野鬼”，任意欺凌，结果就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渡河口彻底败亡了。

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

1935年，北上红军渡过金沙江，兵分两路向大渡河口挺进。这时蒋介石声称要在大渡河口消灭红军，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朋友。红军一进入彝族地区，就建立了冕宁县工农民主政府，废除了国民党对凉山彝族的“人质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数百名作质在押的彝族头人及其子弟，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1935年5月，红军渡金沙江入凉山彝族地区，遭彝族群众及武装阻挡。红军严守民族纪律，未向彝族开枪，赢得果基小叶丹的感动与敬意。见红军司令员刘伯承后，果基小叶丹提议按彝族习俗歃血为盟，刘伯承应允，于5月22日在彝海边举行结盟仪式。红军赠小叶丹“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果基小叶丹派向导助红军穿越凉山，至安顺场，为大军过境铺路。在广大彝族人民和果基小叶丹的支持协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取得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彝区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也只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真正确立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因此，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认同度和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是当今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作者为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郝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