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之上的秦腔脸谱

　　通渭的风里，今天该是裹着秦腔的韵了。朋友圈刚发出去通渭的秦腔节目安排，在天津定居的同学就追来评论：“三天不吃饭，也要看安万。”隔着千里屏幕，我仿佛能看见他说这话时眼里的光——那是西北人骨子里藏着的对秦腔的执拗与热望。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刷手机时偶然点开了一个秦腔视频。唱戏的人叫安万，甘肃会宁人，人称“西北秦腔王”。安万的打扮是常见的素色戏服，舞台也只是简单搭起的木台。突然，他扯着略带沙哑的嗓子大喊一声：“老娘呀——！”这一嗓子像块被岁月磨亮的巨石，“哐当”一声砸开了我关了很久的心门。那阵子，安万剧团在西安的演出在手机上刷爆了屏。我不懂唱腔，也不懂演技，更算不上秦腔迷，却被视频里观众的热情共情深深感染，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安万在西安的演出现场，甚至形成了“安万西安一声吼，三秦大地万人哭”的壮观场面——几万人、十几万人从城郊的庄稼地、城里的写字楼涌来，挤在戏台周围的土坡上、脚手架旁，因安全问题被一次次叫停，这样的盛况，实在空前。

　　安万的戏，就带着这样一股韧劲。台上花脸武将转身时，腰间靠旗扫过台板能带起一阵风；台下看客棉袄上落着雪，呵出的白气混着“好！”“再来一段！”的叫好声，在戏台上空凝成一片暖云。谁都知道剧团走南闯北不易——装台时被钉子扎破手，赶路时在结冰的路上打滑，可只要锣鼓一响，那一百五六十号人的精气神就立刻提了起来，仿佛戏里的忠勇侠义，都顺着嗓子眼里的调，淌进了他们的骨头里。

　　“我不是西北秦腔王，西北的秦腔才是王。”这是安万说过的话。我看过的一部纪录片里，安万出生在甘肃会宁的山村破窑洞，因为脸部患有先天性血管瘤，他从小就被不少小伙伴瞧不起，甚至遭遇无缘无故的谩骂。在他的童年时代，几乎没人愿意做他的朋友，他总是自卑地躲在角落。童年的夏天，他常常钻进村子附近小河旁的芦苇丛，“驴是我最好的朋友，狗是最好的朋友……没人敢摸我的脸，但夏天的风吹来的时候，芦苇摸我的脸，让我感到温暖……”村里耍社火的戏台，是安万第一次上台。安万的舅爷爷给他化小丑妆，化妆后，其他人都认不出安万了。油彩遮住了安万的缺陷，让他可以自信地做自己。戏曲行当常说“唱戏的人要三才出众，头一才就是相貌，即相貌端正”，可安万12岁开始左脸逐渐凸起，前辈们眼里，“天生花脸”的他“头一关”都过不了，没有唱戏的命。安万不信命，秦腔是他的救命稻草。没有人能够想象，未来的安万的秦腔，可以唱到万人空巷……

　　同学说“三天不吃饭也要看”，我信。在西北，秦腔从来不是消遣，而是日子里的盐——缺了它，寻常日子就少了滋味；是苦里的甜，在黄土地的贫瘠里长出的精神庄稼。就像安万，把自己半生的坎坎坷坷都揉进戏文里，一开口，便是攒了几十年的故事。今天他在通渭的戏台上演着窦娥喊冤的悲怆、吴汉反叛王莽的决绝，台下的人却在他的唱腔里，看见了自己春耕时的汗、秋收时的累，看见了蹲在田埂上啃干馍馍的自己。

　　我同学还说“西北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血脉共鸣”，我也信。年轻时总觉得秦腔“太土”，吼得人耳膜疼，不如流行歌曲精致。可过了些年纪，听着那一声接一声的吼，倒像是听见了父辈扛着锄头走过山梁时的喘息，看见了从黄土地里长出的韧劲——明明被风沙吹得裂了口，却还是要在春天种下种子。安万的戏里，有吴汉的悲壮，更有他自己的不屈——那些没处说的苦、没处诉的难，全藏在唱腔的抑扬顿挫里，唱给台下的人听，也唱给自己听。

　　其实我知道，昨晚那条朋友圈，一定勾起了我同学对家的想念。在天津吃惯了海货的鲜，夏天的梦里却总飘着家里的浆水香；听多了相声的逗乐，某个瞬间却突然想听一声秦腔的嘶吼——那声音里有黄土的厚重，有寒风的凛冽，有爹妈在村口目送他离开时，攥紧又松开的手，和没说出口的牵挂。

　　今天的通渭戏台，该是格外热闹的。红氍毹上，老生的髯口扫过台板带起细尘，花旦的水袖翻卷如浪；锣鼓声里，一百五六十号人的日子在戏里活了过来——他们把装台时磨破的手套、赶路时冻僵的脚，都变成了戏里的铠甲与柔情。台下的看客中，或许有像我同学这样打心底盼着这场戏的人，或许有操劳半生的庄稼人，裤脚还沾着泥土，就等着这声秦腔，给自己被日子磨钝的心，添点滚烫的滋味。

　　毕竟，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是西北人揣在怀里的念想，是苦日子里熬出来的甜。就像安万，把自己活成了戏文里的英雄，也让更多人相信：哪怕命运再苛待，只要肯扯开嗓子唱下去，日子总会有亮堂起来的一天。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长辈们总爱搬着小马扎去看戏。上小学时，我们村每年十一月初五都要唱戏，一唱三天四夜。戏台就搭在校园里，我们早上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耳朵却早被墙外的锣鼓勾走了魂；下午一放假，书包都来不及放，就光着脚跑到戏台边占位置。那时候多盼望唱戏啊——不光能不用上学，家长还会特意给几角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叫“韭叶香”的方便面，四角五分钱一包。每次我妈都会给我和弟弟一元钱，买两包正好九角，剩下的一角钱，我们就买半茶碗黑枣——那黑枣皱巴巴的，咬开却甜得很，核儿小肉厚，可香了。那时候唱戏的，都是本村或邻村的村民，没什么像样的行头，可敲起锣鼓来，比谁都精神，吼起嗓子来，能震得戏台顶上的瓦片响。如今，村里的戏台修得比之前气派多了，刷着红漆，装着彩灯，我却已经20年没去过了。戏还在唱，只是现在也开始请外面的专业人士唱了，看戏的也只剩下村里的留守老人——他们搬着小马扎坐在前排，听到熟悉的调门，浑浊的眼睛会亮一下，像落了星子。村里的学校也撤了，空荡荡的院子里，再也没有背着书包跑向戏台的孩子了。

　　后来DVD流行起来，大家又迷上了在电视上看戏。那时候村里有电视的不多，有DVD的更是只有大伯家。农闲时节，街坊邻居就都挤在大伯家的炕沿边看戏。《铡美案》里秦香莲的哭腔、《狸猫换太子》里的紧张、《窦娥冤》里的悲愤、《杨门虎将》里的壮烈……我们那时候分不清秦腔和京剧，只知道那是“戏”，是能让人忘了时间的好东西。姥爷每次来我家，爷爷总会拉着他去大伯家，姥爷最爱看《杨门虎将》，看到穆桂英挂帅时，他总忍不住跟着哼两句，手指还在膝盖上敲着拍子。去年夏天，他走了，再也没机会听戏了。要是他还活着，这次我一定会带他来通渭县城看安万唱戏——安万唱穆桂英时，说不定他还能接上两句呢。

　　现在我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宝跟着爷爷看了几次戏，也迷上了看戏，我们叫戏，他把戏叫“大刀”，每次都说“蛋蛋要去看大刀”。有一次，他一大早就跟着爷爷去邻村看戏，一直看到下午6点才回来。炎炎烈日下，他就坐在爷爷的草帽底下，小脸晒得通红，却连眼皮都没眨几下。中途还打电话给爸爸，奶声奶气地说“‘大刀’可好玩了”，还说爷爷带他在戏场里吃了羊肉，电话里都能听出满足的咂嘴声——那语气，像极了当年攥着几角钱、站在戏台边啃方便面的我。

　　原来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从戏台传到电视，从村民唱到安万这样的角儿，可藏在秦腔里的念想，从来没变过。那是对“热闹”的盼——日子再苦，总得有锣鼓响起来的时候；是对“念想”的守——不管走多远，总有些声音能把你拉回故乡。就像今天通渭的风，裹着安万的唱腔，也裹着一代代人的日子：有我小时候的黑枣香，有姥爷哼过的调子，有大宝戏场里吃到的羊肉，轻轻吹着，吹过黄土地，也吹过每个人的心头。

　　（作者单位：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