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徐婉玲：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故宫博物院史和近代中国博物馆史研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为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工作者护送文物，在抗战烽火中辗转上万公里，播迁10余省份，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迁徙，写下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听她解读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和她一起回首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一起感悟先辈们的家国大义。

记者：能否请徐馆长介绍一下目前故宫文物南迁的一些研究成果？

徐婉玲：2017年6月，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成立。2019年12月，“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经过10余年的努力，故宫文物南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首先，故宫文物西迁档案得到了系统梳理。截至目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等陆续为其所藏故宫文物南迁档案制定了专项整理方案。此外，根据档案文献整理和史迹实地调研，我们尝试着以展览的方式将这段历史经过和细节展现给观众。2021年至2023年间，多项成果落地。

记者：您认为当时故宫文物迁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婉玲：在迁徙过程中，文物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且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困难。文物自北平迁往上海的时候，虽然是为了躲避山海关沦陷可能给平津地区带来的战火，但当时的华北地区局势还算相对稳定。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打包装箱，这是一个巨大的基础工作，瓷器和石鼓的打包装箱，都是涉及文物安全的技术活。第二是库房选址，为文物找一个安全的处所，既要考虑交通运输的便捷，又要考虑保存环境的适宜。第三是交通运输，搬迁文物不像搬家，火车需要专列，行进路线需要安全，沿途停靠需要警卫。这些都是巨大的系统工程，即使放在当下的和平环境里，也是极具挑战的事情。

到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紧急向西疏散的时候，面对的环境和困难都发生变化。南路的80箱文物，数量虽然少，但都是精品。当它们一路向西疏散，从长沙到贵阳，从贵阳到安顺，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多次指示负责押运文物的庄严，尽量寻找合适的山洞来保存。战争时期，山洞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可以避免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这一时期，除了找寻理想的库房选址外，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抢时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库房里的文物运出来。二是抢运输工具，尤其是到了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已经打响，城内外的运输工具都以军事运输为优先。

故宫文物陆续抵达了贵阳、重庆和成都之后，最初以为已经运抵了相对安全的城市。但是，随着1938年10月武汉的沦陷以及1939年3月日军准备无差别轰炸重庆计划的暴露，故宫博物院迅速做出反应，找寻库房，征用车辆，租借船只，坚决不能让文物暴露在日军的轰炸机下。存放于西南三大城市的故宫文物再次向内陆偏远地区转移，辗转运至安顺、乐山和峨眉保存。

记者：西迁南路的一些文物参加过英国和苏联的展览，这些文物有什么特点？特别是在重庆和贵阳等地也办过展览，这些文物参展和办展览有什么意义？

徐婉玲：在迁徙途中，故宫文物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内展览。西迁南路文物中有700余件曾去过英伦展览，都是当时在上海库房里挑选出来的精品，足以代表中华文化。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故宫博物院提选的700余件文物是整个展览的精华所在。正因为这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当即召开会议，决定将这批文物运往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保存。当时，理事会还决定一并转移一部分青铜重器和宋元书画，包括对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散氏盘和嘉量，以及紫禁城三希堂所藏稀世珍宝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1939年4月，故宫博物院从安顺华严洞库房文物中拣选了2箱精品，参加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由于路途遥远，挑选的文物大多是便于携带的书画和织绣以及比较皮实的小件青铜器、瓷器、玉器等。

1943年冬，故宫博物院又从华严洞库房提选了142件书画，由庄严等人将其押运至重庆中央图书馆展览，展览分两期举行。虽处战争时期，但展览会仍然引起了轰动。

1944年4月，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览会在贵阳举行，受到广泛关注。

即使身处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故宫博物院也没忘记播撒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故宫文物赴英国和苏联参加展览，更多的是出于文化外交的目的，为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引起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之同情。在西南地区的几次展览，则是出于提振士气，表达抗战必胜的决心。

记者：作为新一代故宫人，您如何看待抗战期间文物南迁的历史？这段历史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徐婉玲：今天的故宫人，与前辈先生们一样，承担着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的责任。

在战争时期做出文物迁移保管的决策，其本身就是不容易的，在这些过程中所进行的打包装箱、迁移运输和点查整理等工作，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和启示。例如文物囊匣的制作，可以防止运输过程出现损伤。又如文物账册的登记。故宫博物院里存有几套大型文物账册，最早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点查文物117万余件。然后就是《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我们一般称呼它为“沪上寓公账册”，这是故宫文物存放上海时期文物保管的一套重要的账册记录。马衡院长以“沪上寓公”对应四个部门保管的文物，即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连起来即为“沪上寓公”。

再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应对战争局势紧张时的文物抢运，还是面对典守岁月里的清贫生活，前辈先生们始终保持着一份豁达乐观。他们是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者，既要考量文物的安全，又要突破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去做事。从运输环节到保管的事项，一步一步落实，令人感佩。也非常感念贵州等各个地方给予的支持，在危难中相互扶持，同心保护中华民族的瑰宝。

故宫文物历经10余年颠沛流离，最终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奇迹，承载着深刻而隽永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