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在巴拉圭亚松森召开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期间，巴莫曲布嫫与当地银匠传承人合影。受访者供图

　　保护非遗就是保护文化多样性，通过尊重差异增强文化创造力，避免文化均质化乃至同质化　　泛非遗化现象层出不穷，乃至对非遗本身的价值形成威胁，过度商品化、商业化和不可持续的旅游业，给非遗保护带来冲击　　保护非遗不能把非遗固化，要承认非遗是活态遗产，承认非遗的实践是共享的，有时也是跨境共享的　　承认共享，人类才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才能更好地实现公约的宗旨，促进文化间对话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遗就是最好的对话资源人物简介巴莫曲布嫫　　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全球文化政策报告》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文化政策与全球文化治理等。主持或参与格萨（斯）尔史诗传统、赫哲族伊玛堪、中国珠算、二十四节气、藏医药浴法、太极拳、送王船、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等的申遗论证工作。　　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主持主旨演讲环节。作为一位长期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主持或参与中国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申遗论证工作的学者，她将在新机构中继续贡献光和热。　　自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卓有成效，一大批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得到有效保护，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有序建立，为全球非遗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作为出生在四川凉山的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她看来，保护非遗就是保护文化多样性，通过尊重差异增强文化创造力，避免文化均质化乃至同质化。“即便一个村落的实践，也可以烛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我们既要有本地的、本土的观照，也要站在人类性的高度考量什么是非遗，以及保护非遗的基本路径。”不超过200个英文单词向世界讲好春节故事2024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通过决定，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巴莫曲布嫫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从2009年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申遗开始，我就在参与中国的申遗论证工作，几乎每一轮都没有落下。”巴莫曲布嫫说，2023年7月，春节申遗工作启动后，她就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了专家团队。　　巴莫曲布嫫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培训。“申遗实际上是做好遗产叙事。如何讲好春节故事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理解公约的宗旨和精神，以具体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加入国际合作进程中。”她向申遗工作组讲解申报的规则、代表作名录的列入标准，以及如何在列入标准的框架下组织遗产叙事，同时收集已被列入代表作名录的各个国家的传统节日，进行案例分析。　　当时遇到的挑战并不少。2023年初，公约秘书处更新了代表作名录申报表，新增了7个可持续发展的优先行动领域，要求无论申报哪一类非遗代表性项目，都要确保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怎样把新要求落到春节这个遗产项目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巴莫曲布嫫说。　　工作组争分夺秒，大范围、多方式搜集相关信息、数据和实例，并按时提交了内涵丰富、叙事生动、场景鲜活的视像材料。巴莫曲布嫫说，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把春节列入代表作名录，将对粮食安全、优质教育、性别平等、包容性经济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包括气候变化）、和平与社会凝聚力6个可持续发展行动领域作出来自中国的贡献。讲好春节故事的难点来自方方面面。“春节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要过的节日，覆盖范围大，各地有不同的民风民俗。而且，春节本身是一个实践过程，并不限于正月初一这一天。”巴莫曲布嫫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申报要“假设无知”，向不了解春节的受众传递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讯息；同时，由于申报材料编制规则的变化，有关春节的概括性介绍不能超过200个英文单词。　　一方面要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把春节的主题、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介绍清楚，另一方面要对接国际话语系统，站在人类性的高度，说明春节如何助力尊重文化多样性，并从促进文化间对话的角度推动可持续发展。“这种叙事是‘双向奔赴’。”巴莫曲布嫫介绍，大家反复斟酌，决定围绕迎新、祈福、团圆三大主题展开叙事，传递“和合”这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学术生涯变迁从彝族书面文学走向非遗保护　　巴莫曲布嫫的学术生涯几经迭代又环环相扣。　　早在高中时期，巴莫曲布嫫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本科毕业后，她回到凉山，供职于一家文学期刊，主要负责编发民间文学作品，总想着贴近生活本真，做一个诗人。在父亲的鼓励下，巴莫曲布嫫很快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专攻彝族文学史研究。　　那时，一些学者认为，彝族只有民间文学，没有书面文学。马学良研究彝族古文字、古文献，知道这一观点并不准确，希望这个年轻的彝族女孩在硕士阶段论证好彝族的书面文学传统。于是，巴莫曲布嫫跟着老师学习古彝文，将精力投入彝族文学传统尤其是彝文经籍中的祭祀诗研究。“那时候，我的目标是做仪式文学，就需要跟踪彝族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彝族的毕摩。彝族的经典文献都掌管在他们手上，通过师承、家学一代一代传下来。”无论是做民间文学，还是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钟敬文先生读博，做民间文艺学研究，都离不开田野调查。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2003年，巴莫曲布嫫每年都回凉山，田野调查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个月。　　从硕士毕业到读博期间，因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她参加了中日联合开展的两轮农耕民俗、民间信俗田野调查。“我和两国学者一起开展调研，在田野实践中夯实自己的基本技能，包括怎样做访谈、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寻解答案，这种实地训练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巴莫曲布嫫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聚焦彝族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彝族书面文学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因其必须通过仪式传播，不是写出来供看的，而是供听的，甚至诉诸我们的‘全观’。”借此，巴莫曲布嫫提炼出一个学术影响很大的工作模型，即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史诗传统的在场、演述事件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受众的在场和研究者的在场。　　提出这一模型，巴莫曲布嫫本意据此确定史诗演述的场域，帮助研究者正确把握并适时校正、调整史诗传统田野研究的视角。后来，她总结自己的田野经历，发现这与她参与非遗保护同样高度相关，尤其是从中获得一种“文化敏感性”，时刻注意回归到“文本背后鲜活的传统”里去。“说到我们的非遗保护，最重要的就是非遗之于民众、之于社区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是什么，我们保护非遗的时候不能脱离语境。”　　2003年，巴莫曲布嫫获得博士学位。同年10月，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其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五大领域中，第一大领域就涉及“口头传统”，与巴莫曲布嫫的研究领域不谋而合。自然而然，她和多位同事一道，开始涉足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为政策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很快，原文化部主导成立了一个专家工作组，负责起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附件，巴莫曲布嫫参与其中。“起草工作持续了10个月，没想到这样一项早期工作，把我带到了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的长期目标里。”　　2007年5月，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举行，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同期举办，巴莫曲布嫫首次参加国际层面的公约法定会议。“中国后续的申遗工作、履约工作，都是在国家层面开展的。我都在这个框架下跟踪公约的发展，学术界尤其是民俗学界深度参与其中。”巴莫曲布嫫说，非遗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工具被引入后，给民俗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让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　　作为一位民俗学者，她从中受益匪浅。“从我的学术成长来看，原来锁定彝族传统文学、彝族文化研究，或者西南少数民族的叙事传统研究，但进入非遗保护领域后，就要转换传统思维方式。”在她看来，政策话语系统和学科话语系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能直接用学科本位研究替代政策研究，但前者可以为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2023年，巴莫曲布嫫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年提交的4项建议中，有3项与非遗保护相关。她说，作为人大代表，一方面要深入基层开展研究，接触基层民众和文化现实，通过参与观察得出分析性结果；同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研究，相互之间的对话能带来不同的工作经验、视野和创意。　　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巴莫曲布嫫作为执法检查组成员，参加了福建的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报告在中国人大网公布，总结了该法实施13年来取得的积极成果，并对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汇总。　　据此，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巴莫曲布嫫又提出《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专项跟踪检查的建议》，强调坚持尊重原则，加大力度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高对保护非遗及其重要意义的认识，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该项建议已被纳入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清单。对话申遗的基本意义，在于促进文化间的对话非遗可以提供丰富的文化对话资源　　记者：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4个遗产项目被列入或遴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保护实践名册。这些非遗实践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被更多人认识、了解，其主要意义是什么？　　巴莫曲布嫫：为什么要申遗？申遗的意义是什么？中国的非遗实践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当下实践的一种认可，也代表了一种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的精神。春节是影响力最大的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全球范围内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过春节，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已把春节列入法定节假日或公共假日。但也有很多非遗代表性项目，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非遗，通过申报被列入代表作名录，从在地化的活态实践进入遗产化的进程，提升了全球的可见度，让原本不为人知的很多活态遗产，呈现在国际化的序列中。这就是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的基本宗旨：让国与国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非遗有了对话的过程。　　如“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在申遗前，并没有这么高的认知度。各地二十四节气的实践作为整体被列入代表作名录后，一些非常本土化的村落实践，如九华立春祭、三门祭冬等，经过二十四节气的遗产化进程，上升为人类共同遗产，提升到国际平台加以共同认知、共同承认、共同理解。　　申遗的基本意义，实际上就是促进对话——文化间对话。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遗实践，都有自己的活态遗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性问题加剧，文化恰恰是有效的沟通渠道。　　记者：44这个数量，目前位居全球第一。在您看来，中国为全球非遗保护贡献了哪些重要的智慧、经验？　　巴莫曲布嫫：中国加入公约已经超过20年。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也在为整个国际社会保护人类共同遗产提供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尤其在制定和实施公约的过程中贡献了中国智慧。例如，最初公约草案把非遗分列为五大领域，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把“传统手工艺”单列为一个独立领域，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切实贡献。　　随着公约的发展，中国也参与了多项国际规则的制定，如非遗的共享性原则。2003年通过的公约，更多保护的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用“人类”？因为非遗会随着创造者、实践者、传承者的流动而流动，所以非遗是共享的，而且是活态的。我们的保护也要针对这样一种活态实践，采取不同于文物保护的一系列措施。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文件，建议公约各缔约国在申报非遗代表性项目时，在遗产项目名称上不要出现所有格形式。也就是说，不要限定为哪个国家的或哪个民族的。这条规则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贡献，从中昭示了一种精神：非遗是共享的，而不是排他的。保护非遗不能把非遗固化，要承认非遗是活态遗产，承认非遗的实践是共享的，有时也是跨境共享的。承认共享，人类才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才能更好地实现公约的宗旨，促进文化间对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记者：您说过，“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好人类故事”，如何理解？在非遗保护领域，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巴莫曲布嫫：保护非遗一定要有双重视野。一是要有中国立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保护的是领土范围内存续的非遗，这就要求有本土的观念。加入公约以来，我们一直按照这样的一种基本理念，坚持本土的立场，回归到人民，保护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二是要有融通的视野或视野上的融合。我们要“跳出来”，站在人类性的高度审视什么是人类共同遗产。既要保护好领土上存续的非遗，也要为保护人类共同遗产作出中国的贡献。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国际合作机制？是因为非遗带给我们很多来自文化的共鸣和共情。我一直认为，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遗就是最好的对话资源。　　端午节是被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第一个中国传统节日。该项目跟韩国之前申报的江陵端午祭有一定的历史联系，韩国在申报材料中也间接交代了中国端午节与江陵端午祭的源流关系，这说明非遗是共享的，也是在地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数据库里，包括春节在内，现在被列入代表作名录的“新年”类传统实践，共有20余项。　　有了这样一个名录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是怎么庆祝新年的，关于时间、关于辞旧迎新就有了共同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新年在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功能，他们怎么过年，怎么保护涉及新年的传统实践，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这样一种国际合作机制，为各缔约国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活态实践的非遗重点在过程性保护　　记者：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您提出《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专项跟踪检查的建议》，其中强调“坚持尊重原则，加大力度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涉及很多理念和领域，为什么特别强调“尊重”？　　巴莫曲布嫫：中国加入公约20多年来，经过政府的努力和民众的参与，非遗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热词。但到底什么是非遗、什么是保护，实际上依然值得认真追究。　　关于非遗这个概念，很少有人厘清非遗与文物、非遗与文创的区别和联系，甚至文化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乃至在非遗领域工作的一些基层干部，也没能厘清。只有理解了保护对象，厘清了保护对象是什么，我们的保护理念、保护方法才会有所不同，才会有的放矢。现在有一个现象级的问题，我们称为泛非遗化。这两年，我走了很多省份，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到主要的街道去观察，发现很多地方都有“非遗一条街”，很多门店都挂着“非遗”二字。一些电商平台擅自使用非遗标签，甚至冒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名义。　　在中国，非遗必须经过各级政府认定，而不是说所有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都可以与非遗画等号。历史上有一些文化现象，已没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了，没有当代实践了，有的地方就把古籍里的记载或某个博物馆的藏品加以复原，重新“建造”非遗、重新“生产”非遗，这些举动都是违背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泛非遗化现象层出不穷，乃至对非遗本身的价值形成威胁，过度商品化、商业化和不可持续的旅游业，给非遗保护带来冲击。非遗法第五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项法律条款没有详细规定或以明晰的司法解释说明哪些现象属于歪曲、哪些现象属于贬损。因此，这是在进一步的执法过程中，乃至在目前非遗法修法的进程中，我们要加以重视的。　　记者：您在前面多次提到非遗保护的特殊性，尤其是非遗保护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能否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谈一谈？　　巴莫曲布嫫：非遗是一个过程，重在我们当下是怎么实践、传承的，怎么适应新的形势、新的时代而进行再创造的，这说明非遗是活态遗产。保护非遗，是为了确保非遗的存续力，这要求评估该非遗代表性项目或某一类非遗代表性项目面临的风险和威胁是什么，才能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或保护计划。　　我们意识到，这就是非遗保护跟文物保护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称为“过程性保护”，因为非遗保护重点在于当代实践。非遗实践一定是过程性的，上一代的实践传到这一代，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一代人也有自己的思考、欣赏、认知，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所以非遗是一种活态实践。　　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们保护的与其说是一件瓷器，毋宁说是这件瓷器是怎么来的。进一步讲，保护的不仅是物件本身，还是物件从产出到施用的整个过程。用瓷器来讲，就是从选土开始，一直到烧成、使用，最后可能成为生活中的餐具，也可能成为二次捡骨葬用的一个瓮，功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过程承载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价值观、美学观念，也映射了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关联。所以，我们要把整个价值链保护起来，而不仅是保护产出的这个物件，否则就变成了博物馆式的保护。　　2023年12月19日召开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强调，要着力构建保护体系，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构建大保护格局。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我们正在走向一种大遗产观，就是要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协同起来，这二者是有联系的。记 者 手 记让更多世代相传的人类智慧被看见　　初识巴莫曲布嫫，是在某一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上。当时，她来蓉参加一个非遗领域政策性很强的国际会议，我兴冲冲前去听会，却发现连会议主题都看不懂。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在众多五光十色的展演外，非遗保护领域还有这样一方注重当代实践理性且关怀民众智慧的新天地。　　在那次会上，她没能展开的内容，在此次采访中得到了详细阐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采访从下午4点持续到晚上8点，地点从社科院“读书人”书店转到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直至采访后的晚饭时分，她依然谈兴不减。回到成都整理录音，5万多字，已经是一本小书的容量了。我想，她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建树，或许一定程度上来自两方面的视野。　　一是历史的视野。在采访中，让我印象最深的部分之一，是她对非遗概念的审视和追溯。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讲起，到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再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路娓娓道来。梳理这一过程，就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些内容，奠定了我们今天理解非遗、开展非遗保护的基础。二是世界的视野。中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六个缔约国，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是在公约框架下开展的，自然也伴随着国际合作、交流与对话。在采访中，她的讲述总是在国内和国际之间不断游走，为同一个话题援引不同的思想资源。这既是她开展政策研究、文化治理工作的必需，也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研究带来的滋养。每当中国申报的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名录、名册，我们总会欢欣鼓舞，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文明中又一项仍在实践的活态遗产被全球认识并关注，进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作用。希望借由巴莫曲布嫫等人的幕后贡献，更多世代相传的人类智慧能被看见、被照亮。“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统 筹 姜 明 赵晓梦　　本版撰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本版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