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一代名臣,祖父曾是辽王府护卫；吴承恩,《西游记》作者,曾任荆王府纪善(掌讲授之职)；李时珍,尝百草著《本草纲目》,曾接受富顺王朱厚焜的赞助……这些明朝著名人物我们再熟悉不过,他们和藩王的关系却少有人知。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是艺术史学者柯律格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作,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最新中文版于今年面世。跟随该书的足迹重新审视明代文化,可以对藩王的权力格局产生别样的认知。

　　□惟寅

削藩之后的明宗室

　　西周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同姓宗亲大行分封,希望以血缘关系构筑帝国屏障,此谓“藩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稽古改制,广封诸子为王,镇守要塞,形成拱卫帝室之藩屏,想以“亲亲之谊”辅弼江山永固安宁。

　　朱元璋确立每个亲王后,都会赐予20个字,每一代的男性成员取一字作为名字的第一个字,也就是字辈,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则由五行确定,顺序是木、火、土、金、水,依次循环。比如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朱见深。

　　终明一代,累计分封亲王266位,亲王之下又有郡王、将军、中尉等层级,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的宗藩体系。为有效管理宗室群体,朱元璋诏令中书省编修《祖训录》,开设大宗正院,制定严密的宗藩制度。

　　明代宗室分封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世袭罔替”和“降等袭爵”并存,设有保底爵位；王爵的继承讲究嫡庶之分,仅嫡长子具有世袭权,其余子嗣只能降袭。当然,这种分封模式只是一种理想化结构。在明代历史上,从皇帝到郡王都存在次嫡子孙、庶子孙,甚至旁支子孙继位的情形。

　　从这套秩序的最初构建思路来看,朱元璋想让能征善战的诸子领军,牢牢守住抵御北方和西部防线,由此构成长城、黄河、长江几道阵地。所以,明初的藩王不仅有自己的封地,还能领军,是事实上的军政大员。

　　不过,历史的教训早已证明,势力渐大的宗室往往会成为威胁君权的隐患,统治者总会转而推行强干弱枝的削藩策略。靠藩王班底起家“靖难”的朱棣成为皇帝后,深谙其中的利害,上台后剥夺了藩王的军事权力,但为了赢得支持,继续按照朱元璋留下的祖训,给予藩王以丰厚供养。

　　无忧无虑的生活背后,是形同囚徒的严密看守。宗室子弟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这一禁令直到明代晚期的1595年才解除。宗室子弟过高的生育率,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背负很高的供养负担,为世人所诟病。所以,自永乐朝起,藩王和宗室很少被提及,世人通常将宗室成员定义为无知、无耻、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中的最糟糕分子。

　　但是,这些所谓的“无用之人”,在植物学、炼金术、地学、物理学以及文化艺术领域却有不凡贡献。作为“王世子兼剧作家”的朱有燉,是少数可以跻身《明代名人传》的宗室人物之一,他被称为“15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剧作家”。朱载堉在音律方面的著作,让他成为音乐史和数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这正是《藩屏》这本书探讨的内容。柯律格指出,明代藩王虽被限制参政,却通过资助、消费和创作,成为宫廷与民间、本土与域外文化沟通的中介,并在地方文化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

文化艺术创造中心

　　对于明代物质文化的研究,过去往往集中在江南地区,因为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留下了丰富的遗迹,相关史料也多。《藩屏》不落窠臼,重点讨论了山西和湖北的明代藩王及其文化艺术贡献。两地曾是数个藩国的所在地,其中,湖北可谓宗藩最盛的省份,有明一代共有七位亲王于此建藩,山西则有三位。

　　藩王以及后来诸多的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宗室子弟,都在受封地有自己的住所,从而塑造出独特的王家景观。《藩屏》注意到,北方藩王的宫殿,在雄浑大气中彰显着王室威严,其建筑材料、布局结构受当地气候、地理条件影响,与温婉秀丽的江南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景观与江南地区的园林、民居等形成鲜明对比,丰富了对明代整体物质文化版图的认识。这些王家景观,又成为当地的文化艺术创造中心,汇聚和团结着当地士人。

　　当然,藩王的宫殿、服饰、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制,在柯律格看来,这些物质文化元素是藩王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皇权在地方上的延伸。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朝廷如何通过藩王,在各地建立起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文化体系,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毕竟,藩王的存在本身就是统治格局的一部分,其物质文化也构成了独特的权力结构。

　　柯律格还通过考察山西、湖广的遗迹,揭示出藩王与艺术生产、流通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藩王是其封地的佛、道教宗教建筑的重要资助者；藩王的府邸是拓印、摹刻、收藏、交流以及书法、绘画、书籍创作的重要场地。晋王的崇善寺、肃王的玄妙观、周王的《东书堂帖》、鲁王的《画法大成》、潞王的仿古铜鼎、梁王妃的宝石金簪、宁化王的老陈醋,都可以看到藩王的参与或赞助。

　　藩王们的这些行为,推动了艺术在当地的传播,并通过文人交流、贸易等方式,将艺术传播到其他地区。同时,藩王领地的一些特色手工艺品、艺术风格等,也可能因藩王的活动或与外界的交流而被带到其他地方,从而实现不同地区物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由此,《藩屏》打破了以往认为明代江南地区是文化单向输出地的片面观点。

权力的中继站

　　对藩王文化艺术的开拓性研究,还引出了对明代藩王权力真实形态的思考。

　　在朱元璋理想主义的治国构想破灭之后,人们会发出一个疑问:对明朝而言,供养这群龙子龙孙的意义何在?在通常的想象中,中央集权意味着权力从中心向边缘流淌,越靠近边缘便越衰弱,直至鞭长莫及。而柯律格提出,明代藩王在巩固中央集权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用通俗的话来说,如果位于南京或北京的朝廷可以比作全国广播电台,那么藩王在各地的王府就是一个个中继站。当来自朝廷的信号随着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弱模糊时,中继站会将信号再生与放大,使其能够覆盖更大的范围。正是遍布整个王朝的中继站,将皇帝的声音送往每一个遥远的角落。

　　比如,洪武时期,图像由朝廷向王府传播的模式清晰可见。朱元璋命人将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一幅肖像绘制多幅副本,赐予“诸王”。永乐帝和宣德帝的肖像也有类似的多件副本。这表明,至少在明代初期,皇帝的肖像并非仅局限于丧葬或身后事的场景中,而是扮演了把帝王的形象和印迹复制到多个地点的角色。

　　另外,至少是在明代早期,历代绘画最重要的一些收藏都出自王府。对现存山西太原晋王府藏品的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艺术史学者、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鉴定了33件早期书法和绘画的真品,上有晋王府的各式钤印。其中的15件同样有着明初皇家内府收藏的半印“司印”,表明它们是朱元璋给晋王的赏赐,很可能就是在晋王获封的1378年。这批最初的赏赐中,包括现存明代以前传世之作中最有声望和权威的一些作品,比如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北宋山水画,郭熙作于1072年的《早春图》,还有一度被认为是卫贤作品的《闸口盘车图》。

　　如今可以鉴别的,只是王府原有丰富收藏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新的作品继续被添加到这批藏品中,比如被归为陈居中之作的画着一位驯鹰人和一匹马的小幅作品,画的正中上缘就印有“晋府图书”。

　　基于这些研究,柯律格反驳了过去研究里认为“藩王是出于逃避、转移皇帝注意力而不得已求其次转向艺术和文化活动”的观点,认为他们在宫廷和精英之间充当一座桥梁,很多时候是在主动作为,有战略意义。

放在全球视野中

　　《藩屏》的特色,还在于将明代藩王放在全球视野中考察,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的贵族、王室相比较。

　　放眼全球,皇室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普遍存在兄弟,这些亲人可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但也可能变成最危险的敌人。其实,不仅中国皇帝有这个困扰,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帝国也有这个问题。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奥斯曼帝国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兄弟都杀掉。中国古代王朝在试验不同的办法,这个朝代把他们都分封出去,下一个朝代又把他们都留在京城。后朝都在希望尝试前朝没用过的办法,在柯律格看来,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柯律格认为,明代中国的宗室贵族文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书法艺术的参与。明代早期的贵族和同时代的英国贵族,都喜爱打猎和使用大量金银餐具,但作为中国“高雅艺术”的书画,在西方却没有直接的对应之物,当然也没有西方贵族投身于书画之中。

　　关于宗室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宗禄的怨言,在明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这基本上左右了今人的认知。

　　有人曾记录了嘉靖八年(1529年)的宗室人口数量。这一年,宗人府的档案中记载了8203人,其中30人为亲王。这8203人中有203个郡王、438个镇国将军、1070个辅国将军、1137个奉国将军……人数最多、占据总人数近一半的,则是4300个“未名封”的人。他们虽是皇室后代,但皇族血统已然稀薄,获得的宗禄也相应较少。

　　柯律格认为,不妨从全球角度来思考这些庞大的数字。假设嘉靖时期的总人口数为1.5亿,那么这些常被视为“多”和“冗”的宗室,实际上只占据总人口的约0.0055%。“如果我们以比较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同时期有封号的法国贵族占总人口数的约1%,英国贵族为2%,西班牙和匈牙利均为5%,而波兰立陶宛联邦为6.6%。”

　　受限于材料,明代藩王留下的信息不多,“见于记载的作品未能传世,而传世的作品又不见于记载”,所以,《藩屏》的叙述较零碎,多有“可能”“也许”之语,许多问题没有详细讨论,但是毕竟提供了许多新思路。其价值在于,当我们换一种方式看待藩王,也就有了认知明史的新视角。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