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行!你上!》中,成长与离场的代际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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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31 0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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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妇女报)

转自:中国妇女报

  ■ 吴玫

  如果将片长144分钟的《你行!你上!》粗略地切分一下,“半生缘”这个词大约出现在电影的最后五分之一处。那时,以著名钢琴家郎朗实名入戏的剧中郎朗,不但成功进阶美国最著名的音乐学院,还在不赢就要被扔进“上帝的小便池”的擂台赛上成功逼退了千年不败的第二钢琴手,进而入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指挥大师阿伦伯格的眼。

  大师要寻找可与他合作的钢琴家,郎朗得到了面试机会。面试结束,一群情绪复杂的同学在郎朗的家里簇拥着他,从他三岁时就送他学琴、辞去工作伴他练琴的父亲郎国任,正拿着锅铲给大家准备吃的。任凭郎朗怎么描述,同学们都觉得不尽兴,郎国任建议:钢琴就在隔壁,你给大家弹一曲呗。郎朗问:我在大师那里总共弹了二十曲,你让我弹哪一曲?郎国任以一贯的命令口吻告诉儿子,都弹。儿子一下子就炸了,吼道:不弹!在“弹”与“不弹”的吼叫声里,争吵升级……须臾,一声沉闷的撞门声传来,郎朗和几个同学追出去一看,郎国任不见了,门后钉着一张纸条。纸条的上半截是当年郎朗为反抗父亲强压他练琴的举动而写的一纸离家出走宣言,下半截则是郎国任刚刚写就的与儿子分道扬镳的决定,“半生缘”一词,便赫然出现在这诀别词中。

  无论是在场的欧美人还是华裔,都不懂何为“半生缘”,郎朗解释道:“我们出生时父母已经成年,我们长大后父母已经年迈,我们与父母的缘分从我们出生起到他们放手让我们独步闯天下的那一刻,是为半生缘。”此话无疑。只是,我们何时出生由不得我们,而伴随我们慢慢长大的父母选择何时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场,因人而异。

  看罢《你行!你上!》,我觉得姜文在《邪不压正》后蛰伏七年,完成了从骑着神奇扫帚在半空中观世界,到潜伏进生活里去切身体验的转变。

  观影之前就听说《你行!你上!》的创作灵感来自郎朗的成长经历。这种说法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史上那一部部以钢琴家为主角的影片,比如1993年讲述19岁哑女艾达的钢琴情结的《钢琴课》,比如以澳大利亚钢琴家戴维·赫尔夫格特真实经历为蓝本的《闪亮的风采》,比如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海上钢琴家》等等。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些令人难忘的影片后,很为《你行!你上!》担心:讲述钢琴家故事的电影为姜文留下再拍一部的空间了吗?看过电影就会知道,姜文的新电影只是选择了会弹钢琴的男孩和以钢琴为终身职业的男人为主角,与其说是讲一位钢琴家的成长,不如说是对代际关系的关照与审思——与孩子只有半生缘的父亲或者母亲,选择何时抽身而去才是体面的离场。

  《你行!你上!》把郎朗真正独立前的人生切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医学影像看到的那个在母亲子宫里手舞足蹈的胎儿;第二个阶段,是幼儿郎朗在老家沈阳接受沈启蒙老师的钢琴启蒙教育;第三阶段,是少年郎朗进京跟随欧亚学琴;第四阶段,则是郎朗能从琴童脱胎成钢琴家的关键阶段,标志性事件是遇到了名师王子曰和诸葛伯乐。

  如若以娓娓道来的手法来展示郎朗成长的这四个阶段,不知道有多少影视作品完成过这样的叙事,这岂是姜文愿意喝的陈酒?

  姜文用出人意料的巧思,让观众思考朗国任的偏执——借用王子曰在国内音乐界的影响力和诸葛伯乐在国际乐坛的人际关系给郎朗找到进阶的可能性后,郎国任就果断跳过了他们。本该到了与儿子说再见的时刻,郎国任非但不离场反而“挤”走了也许能给郎朗更大帮助的王子曰和诸葛伯乐,对郎朗来说是福还是祸?

  不需要观众的反馈,姜文用自己电影的最后五分之一给出了答案。

  经由王子曰和郎国任的引导和引荐,郎朗已经考上了音乐学院附属学校,此时的郎国任应该意识到作为儿子学琴的陪伴,他该放手了,但他没有。在甩掉王子曰和诸葛伯乐以后竟然还能助力郎朗考上世界瞩目的音乐学院,无疑增添了郎国任于继续跟定儿子的信心。郎国任的信心有多坚定多强大?将写有“半生缘”的告别书订在门上即将乘机回沈阳的当口,他再一次临时变卦奔赴郎朗一举成名的名场面,即替代生病的著名钢琴家尼古拉在阿伦伯格的指挥棒下完成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没有郎国任的陪伴,郎朗就得不到替代尼古拉上场的机会了吗?如若没有郎国任的精心策划,郎朗就有可能与全球闻名的音乐学院擦肩而过吗?人生不是录影带,不能倒带重放。不过,电影也告诉我们:郎朗替代尼古拉在阿伦伯格的指挥棒下一举成名后不久,郎国任就因病不得不从郎朗的人生中退场。这就又迫使我们再一次开动起脑筋来:要不是被疾病逼退,郎国任也许依旧是郎朗身边一言九鼎的“经纪人”, 在他的庇护之下,郎朗还能否真正成长为拥有独立艺术人格与完整人生的钢琴家?

  《你行!你上!》的叙事意义是多向度的,影片中对于艺术本质的探讨,对于文化碰撞的呈现,以及对于更宏大的时代话题的隐喻,都是值得探讨的侧面。然而,最触动我的,依然是“半生缘”所象征的代际关系之思——那张由父子两代人的“宣言”拼凑而成的离别字条,无疑折射出中国式亲子关系的普遍困境。它不仅仅关乎“父母何时该放手”的具体问题,更关乎对亲子关系本质的重新认知。关乎权力让渡与精神独立的“离场”艺术,是父母与子女双方共同需要修习的功课。郎国任钉在门上的“半生缘”,是他迟来的领悟,亦是对天下父母的一声叩问:我们是否能有勇气,在缘分未尽之时,学会潇洒退场,成全彼此完整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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