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乐琦（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赵稀方教授新著《香港：报刊与文学》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部耗时三十余年、近45万字篇幅的学术著作，以香港文艺报刊为脉络，揭示报刊媒介如何深度塑造香港文学的生成机制，重构了香港文学史的实证根基。该书以“全球在地化”的视野，通过系统梳理从1853年《遐迩贯珍》至当代《香港文学》的百余种报刊流变，填补了香港文学研究的史料空白，更以“报刊考古”的方法颠覆了既有的文学史认知框架。

《香港：报刊与文学》

赵稀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一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拓荒到文献深描的纵深耕耘。2003年，赵稀方的《小说香港》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突破传统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文化身份与城市经验”为核心，通过深度解析文学文本中虚构叙事的深层肌理与“香港意识”，开辟以香港为方法的学术路径。此后，赵稀方将研究视野拓展至香港文艺期刊领域。而《香港：报刊与文学》一书则完成了方法论的突破——将前著的理论视角与实证研究熔铸一炉，重构了文学与历史、文化场域交织的动态图景，标志香港文学研究从文化阐释向史料实证的范式转型。

　　多年来，作者辗转大英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及港台多地，发掘大量稀见文献，使未被注意的历史细节重新“开口”。例如，通过考证《循环日报》原始胶片，推翻刘以鬯提出的“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同时即设副刊，并且将《循环日报》作为香港文学起源”的流行误读，明确了香港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53年创刊的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并由此建构了香港文学新的起点。而通过对《中外小说林》的重新考订，展现了晚清香港惊人的文化包容力——该刊前身是创办于1906年的《粤东小说林》（次年易名为《中外小说林》），早于创办于1908年的《新小说丛》，实为现存最早的香港文艺期刊，这份杂志，将通俗文艺与西方侦探小说同版刊载，传统章回体与新兴短篇小说并存，成为香港文化包容力的早期见证。

　　书中类似的史实纠偏比比皆是：1928年《伴侣》前六期实为时尚杂志，1929年才转向纯文艺，修正了“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误判；《小说星期刊》（1924年）文白夹杂的文本中，白话小说的质与量远超《伴侣》，重构了香港白话文学源流。这些考据不仅破解“历史叙事的形成逻辑”，更揭示文学史书写中“物质性局限”的深层症结。

　　书中还有对重大文学史事件的实证重构。茅盾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称《虾球传》是“国统区代表作”，赵稀方通过香港《华商报》1947年原始连载记录，还原黄谷柳创作《虾球传》的全过程都是在香港完成的（1948年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改编电影），纠正了以往对《虾球传》创作语境（地域归属）的误判。对1919年《英华青年》杂志的重新发掘，则展现出五四运动在香港的独特回响——既呼应内地革命风潮，又倡言“新旧兼容，融合中西”，使得鲁迅关于“香港无声”的判断需要被重新审视。这些发现如文化密码般贯穿全书，突破以往文学史“被叙述的神话”框架，重建了香港文学史的内在逻辑。从这个意义审视，香港文艺报刊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记录历史的原始素材，又是参与历史叙事建构的主体。

　　赵稀方以“报刊考古”的精细研究方法，既关注《铁马》《红豆》等主流期刊，也挖掘《岛上》《文艺青年》等短暂存续的刊物。1940年《文艺青年》虽仅出版五期，但每期设有创作指导专栏，联动南来作家、本地青年与左翼群体，呈现文学运动的多维生态；1924年《小说星期刊》的栏目设置尤具启发——《说荟》栏刊文言掌故，《彤管记》载女性题材，《世界大事记》兼容新闻与文学，其“文白夹杂”现象为旧文学现代转型提供鲜活样本。这种去中心化研究，使曾被史著过滤的“鸳鸯蝴蝶派情韵”（《小说星期刊》）、“现代主义实验”（《四季》）、“市井叙事”（《经纪日记》）重见天日，拼合出完整的香港文学肌理。这种“有温度的史学”，以报刊史料为核心，通过实证精神为理解香港文学的生态与历史脉络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全新视角。

　　在文学本体论层面，该书提炼香港“最中国的文化坚守者”与“最世界的现代性中转站”双重特质。香港文学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作为文化转换站的媒介属性，既要在历史对话中强化主体性，又需在雅俗交融、中西互鉴中开拓新路径。这也为香港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媒介特性既要求通过历史间性强化主体性建构，亦需在雅俗辩证与跨文化对话中实现范式创新。

　　该书以报刊为方法的研究，既还原了香港作为世界华文文学枢纽的历史现场，也昭示其未来进路——以中华文化基因为本体，建立世界华语文学的空间网络，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具备文化包容力的文学生态系统。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3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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