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记者聂国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信息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不断升级，对帮信犯罪的打击治理难度日益增大，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执法办案面临严峻挑战。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据“两高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对帮信等犯罪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政策指引规则，有利于依法打击帮信犯罪，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上下游链条。

涉“两卡”帮信犯罪仍处高位

将银行卡、电话卡出租、出售给不法分子，这种行为在2015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中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随后，相关部门开展了严查非法收购、出售、出租银行卡、电话卡，帮助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的“断卡”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公安部刑侦局共下发“断卡”线索78万条，查处“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23万人，打掉非法开卡团伙5500余个，缴获非法“两卡”17万余张，抓获银行、运营商“内鬼”23名。法院方面，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超过10万件，2024年和今年上半年案件数量虽同比大幅度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其中，涉“两卡”的帮信犯罪案件快速增长，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左右。同时，涉“两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案件也大幅增长。

最高法刑三庭庭长汪斌指出，当前，此类犯罪职业化、跨境化特征明显。一对多、多对多的帮信行为成为重要形态，专门提供非法软件、“解封”服务等“技术支持”行为，成为信息网络犯罪产业链中独立的上下游犯罪形式，涉“两卡”帮信犯罪已经形成了“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出现职业开卡人、职业养卡人等不法群体。同时，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转向跨境实施，为其“输血供粮”和提供“技术助攻”的帮信行为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帮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现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点。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群体涉案问题突出，一些电诈、洗钱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世不深、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蛊惑、引诱其出售、出租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甚至将部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发展成为“卡头”，社会危害严重。

明确“情节严重”认定标准

针对帮信犯罪的新特点，《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帮信罪的主观明知认定规则，涉“两卡”帮信罪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以及帮信罪与掩隐罪、诈骗罪等关联犯罪共犯的区分规则，有效解决了法律适用和司法认定不统一的问题。

《意见》明确规定，应在全面准确把握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否“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帮助，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构成要件基础上，综合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帮信罪，并突出强调在涉“两卡”帮信犯罪案件中，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金额等，是否达到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相关信息网络犯罪的入罪标准，防止仅依据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情节严重”一项情形，即一概认定构成帮信罪，避免客观归罪。

汪斌表示，为更好适应涉“两卡”犯罪的形势变化，《意见》将原规定的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情节严重”标准，明确为出售、出租本人3个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情节严重”标准。同时，将原规定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属于“情节严重”情形，调整为不再区分他人、本人，只要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即认定属于“情节严重”情形，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为突出打击重点，《意见》对于组织性、职业性和跨境协同实施的帮信犯罪活动行为，以及实施帮信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等，依法从严惩处；对于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

强化行刑衔接

“不追究刑事责任不等于不管。”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长王鲁表示，免刑并非免责，要按照《意见》相关规定，做好行刑衔接工作。

一起典型案例显示，上海某学校学生顾某、师某参与帮信犯罪，虽然检察机关作出了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但建议学校给予处分，或者给予6个月的考验期。在另一起案例中，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某分公司站长和该公司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专班成员薛某，为他人违规办理手机卡帮助犯罪，获刑八个月，并被宣告职业禁止。

据了解，《意见》就做好行刑衔接、落实职业禁止和禁止令、制发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问题，细化了具体规则和落实措施，通过加强与金融、电信、网信、教育行政、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的协作，共同推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