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显涪

第一次见到李元烈，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重庆方言大王”。不高的个子，满是皱纹沧桑的脸庞，音容笑貌都无特别之处。可他那双眼睛深处，却浸润着一种少有的深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艰辛和探索。

重庆方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值得他花几十万元去“抢救”？他说，不是抢救，是搜集整理成辞典，传承后人。“当然，这里也有抢救的意义，因为年轻一点的人，很多都不会说太多的重庆方言了。”

一

被人误解为“疯子”

重庆方言,是汉语官话分支西南官话的一种，和四川话有90%的相似之处。狭义的重庆方言，指重庆中心城区使用的方言，广义则指重庆市各区县使用的方言。

重庆话的特点是直白易懂，方言词汇很多，诙谐幽默。目前，使用传统重庆话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老重庆人，传统重庆话正面临消失的危险。此外，传统重庆话的特有短语被书面词语所替代，许多年轻的重庆人已不能理解。因此，研究和保护重庆方言，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李元烈是重庆木洞人，农民出身，父亲上过私塾，他受父亲影响很大，从小就喜欢文字。后来，他成了当地的文化专干，一直干到退休。李元烈只上过职高的花卉专业，其他的知识全靠自学。他学习上的执着，与平常人不太一样。譬如看一本书，常常会忘记吃饭睡觉，所以研究重庆方言时总是废寝忘食，被人误解为“疯子”。当然这里的“疯子”也有褒扬的意思，意思是说他学习很拼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1985年，他以一个农民娃的身份考上了巴南区仰山乡的文化专干，后来自学完成汉语言文学的本科。由于工作努力肯干，深得上级和群众好评，199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他想在有生之年做出一些成绩。“《重庆方言辞典》的编写，搜集难，整理难，走访难，出版更难。”他说，他抱着几百万字的书稿，跑了多家出版社，人家都不出版方言辞典，最后由中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厚厚的书，真的难上加难。

从某种程度上讲，方言的界定已不单是语言学层面的问题，更代表着地区文化特色，是一种社会现象。李元烈收录、书写了215万字的手稿，出版的这本《重庆方言辞典》，让重庆方言文化的羽翼更加丰满。

二

乡音何处有？

提到重庆方言，想必本地人都能口角生风，随便说上十几二十个。不过，即使是在重庆这一方土地，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群，说的重庆方言也是五花八门。通常，越是长者知道的方言越多；越是偏离中心城区的地区，方言的差异化则越重。所以，重庆话单一个“耍”字的快意，要胜过多少“玩”字的随性；“惨”字的穿透力和表现力，又强于多少文字的修饰；“巴适”“忼势”“雄起”“打望”“崽儿”等词语，都方方面面地刻画着血气方刚的重庆人。

然而，重庆方言正在悄然流逝。小孩从进入学校念书起，就被要求在课堂上使用普通话回答问题。回到家之后，年轻的父母开始尽量用普通话跟孩子对话，尽管那些普通话中带了一丝“川普”的味道，但许多方言就渐渐消失了。在更老一点的地区，有些古稀老人才会说出一些原汁原味的重庆土话，面对这些妙趣横生的词语，年青一代大都一脸茫然。

有人说：“语言的精髓在于传承。”经历了多年的打磨，重庆方言已然塑造出了明了、直率、简洁的特点。方言本身多以口语传播，但为什么要这样读，为什么要如此发音，其中大有讲究。李元烈，算是一个悟透了重庆方言的本地人。

2015年，深耕基层文化工作的李元烈已经步入到退休的年纪，他萌生了将重庆的方言、俗语、歇后语、集结成册的想法，并且决定以辞典的方式收录，注音、释义，让它们永远流传下去。这一想法当然离不开李元烈的过往经历。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李元烈在巴南区木洞镇上山下乡，走村串户。因为工作，他常与老百姓打交道，经常会接触到民间俗语。大概是年幼时父亲的言传身教，或者又因自己求学时选择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让李元烈在工作之初就对巴渝民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走遍巴渝山水，探访无数朋友、学者和普通百姓，用尽半生心血出了一部《重庆方言辞典》。

三

学无止境，从无到有

2020年4月，李元烈的《重庆方言辞典》横空出世，全书816页，包含30000余条重庆民间方言词条，共计130多万字。实际上，在李元烈最初编撰的草稿阶段，这本方言辞典累计的字数多达215万字，林林总总的素材草稿加在一起重达27公斤，已经远远超过这本出版了的辞典的重量。

在浩如烟海的纸张中，还穿插着一些破旧不堪的烟盒纸，每一张烟盒纸的背后都记录着一两个重庆的“言子儿”。在烟盒纸上速记、打欠条、写电话、地址等行为，均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那时候，物质条件有限，李元烈工作时常会记录当地村民的情况，在大家交谈时，难免会有几句方言。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每当李元烈听到陌生的“言子儿”，他会习惯性地做出一系列的动作：把一个烟盒拆开，掸掸上面的烟沫子，然后翻过带图的一面铺在桌子上，开始记录。就这样，李元烈所记录的方言从无到有，从优到精，一边记录一边翻阅书籍求证，翰墨耕耘，才有了如今的积累。

李元烈有此般的毅力，可以说是从小就饱受父亲思想的影响。父亲曾经亲历10年的私塾教育，对自己6个子女的教育更是亲力亲为。在年幼时期，李元烈的清晨永远都是伴随着读书声，而到了夜晚，几个兄弟之间还会在煤油灯下读书习字。正是因为父亲的严苛，让李元烈及兄弟提早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此后学习这件事情就没有被他落下过。当高考恢复之际，李元烈和兄弟几人都各自从小镇上脱颖而出，顺利地考上大学本科或大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李元烈虽然只是在西南师范学院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但到了后来人们常说的知天命的年纪，他还通过学习和考试，又拿到了一份教育管理专业的本科学历。

正如李元烈自己说的那样:“我一直在学习，学无止境。”如今，李元烈已经六十有余，本该是退休享福的年纪，却开始学习使用电脑。没有学过拼音，就用笔画输入法。在他心里，任何困难都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更何况，退休后终于有时间完成自己积蓄多年的心愿，方言辞典的事业必须快马加鞭，即日启程。

四

一个字的锱铢必较

在李元烈的回忆里，筹备方言辞典的那段时间，至少有3个月是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吃饭睡觉，一天中有足足16小时花费在电脑查阅资料、编撰文字上。一时间，就连镇上的乡亲邻里都以为他凭空消失了。

60岁其实已经可以被称作老年人，可他却有着年轻人般的干劲。不过，中间的曲折只有他自己知道。由于方言没有标准字为示范，多是以口音发声为主，即使是重庆方言中偏日常的“leng ge”“sa zi”等词语均有不同版本，作为本地人也极有可能写不出方言中的文字。例如：重庆人对“蹲”称为“gu”，而这个字的写法没有统一的标准。为此，李元烈还与回家探望的儿子在字面上针锋相对，两人互不相让，到最后儿子就说：“这个字，你说是就是吗？凭什么？”

也正是经过此番争论之后，李元烈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编纂辞典时，必须在逐字逐句上做到有理有据。为了分别出一个字的差别，李元烈可能会花上几天的工夫去求证，如果没有得到求证，他誓不罢休。最后，“gu”字终于让李元烈在典籍中查阅到，在《戏曲剧本选集》中：“手扒栏杆过桥嘴，但见乌鸦跍几堆。”在《集韵》中：“跍，空胡切，蹲貌。”如此一来，重庆方言中“跍”这一说法才被正本溯源。

除此之外，经过李元烈细心考证，重庆方言的部分汉字读音比普通话更接近中古汉语，有不少还是古代汉语的延续，在中国四大名著、唐诗宋词中都能找到一些影子。比如：“臊皮”“腌臜”出自《红楼梦》，“打眼”源于《西游记》，“将息”一词则出自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李元烈认为，对于方言应该“进行批判性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老祖宗留下的方言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至于什么是批判性继承，在《重庆方言辞典》中自会寻找到答案。

李元烈经常自嘲道：“倘若不是一个‘疯子’，谁会用二三十年时间做这样一件事情？”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疯子”，重庆方言这一民间文化瑰宝才得以留存下来。

李元烈说，他现在的重心是构思下一部重庆方言辞典，“还有20000多条没有发表，还需进一步整理、校对、完善，我要抓紧时间，争取写好第二部《重庆方言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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