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杏珏

在一次京沪两地的文化聚会上，大家聊起了《山海经》。一位常年在国外生活的作家朋友说，曾有外国友人言之凿凿，说自己认真比照地图，确信《山海经》里所描绘的山川，在美利坚国土上有确切对应。

且不论真实与否，这位能付出如此多心血阅读《山海经》并在地图上描画的外国友人，必然对古代中国有着深切的向往与想象。这种域外想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经过从文本到文本的几重转折与误读，往往留下可堪追寻的痕迹。

韩国作家韩江首部长篇小说《玄鹿》，其核心意象也是源自中国传说。韩江以“玄鹿”来代表那些身处黑暗却向往光明的矿工，以及有着类似处境的底层人民。韩江自述，这一意象的灵感来源于博尔赫斯的《想象动物志》里记载的中国传说故事。在书中，她以充满诗意的笔触重述道：相传，有一种永远期盼着光明的地下动物玄鹿，它们善良而纯真。当它们遇见受困的矿工时，会帮助它们找到矿井出口。然而，当这种动物真的来到地面后，又会彻底化为无形。

韩国就在中国近旁，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韩江却经由遥在地球另一端的博尔赫斯，才接触到了这个故事。而她或许并不知道，这只穿越了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和韩文的玄鹿，原来是一个美丽的误读。

在博尔赫斯的《想象动物志》里，天鹿（即韩江所写“玄鹿”）是一种向往光明的地下动物，它们会说话，企图贿赂或纠缠矿工，求他们把自己带出去。博尔赫斯注解说明，这个中国故事源自杰·威洛比-米德的《中国的食尸鬼和妖精》（Gerald Willoughby-Meade,Chinese Ghouls and Goblins，1928）。杰·威洛比-米德是英国汉学家，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他所书写的故事基本源自书籍阅读，以及与汉学家朋友们，如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的交流。他在书中叙述了和博尔赫斯版本差不多的天鹿（Celestial Stag）的故事，并明确说明它源自中国典籍《续子不语》。

天鹿故事的原型故事，应是《续子不语》记录的一个云南矿工传说。故事并不像韩江书写的那么伤感，也不似博尔赫斯写的那么奇幻，反倒是有些惊悚。“乾麂子”是矿难中不幸被压在地下的矿工化身而成的，“为土金气所养，身体不坏，虽不死，其实死矣”（《续子不语》）。相传“乾麂子”游荡在地下，遇见活的矿工，便会很高兴地搭讪，向其讨烟抽，给了烟便一吸而尽，并跪下求矿工带它出去。矿工提出条件，要“乾麂子”先带其寻找“金苗”（即矿源），而后骗它到出口，等它坐篮子上升到一半的时候，割断绳子让其坠亡。偶尔有人心生怜悯，让它出了矿井，它就会立刻化为腐臭且带有强烈毒性的水。

“乾麂子”的故事，其底色是悲凉的历史。自古以来，云南各类矿产资源丰富，尤其盛产铸钱所需的铜。明代，云南的铜生产大部分是民间自发募集资本开采，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明代中后期，曾经四度在云南本地铸钱，在利益驱使下，民间更是展开大规模开采。《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记载：“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在这种情况下，常因急于求成而导致矿难，悲剧频发。那些底层矿工无法被载入史册的人生故事，最终隐藏在了“乾麂子”这一惊悚却可悲的形象里。

杰·威洛比-米德特别写到，“乾麂子”是中国传说里少见的与开矿有关的传说。在记载“乾麂子”的故事时，他很明确知晓中国人将其视为一种僵尸，而非动物或精灵，于是猜测鹿（stag）这个词或许在中文语境里有特殊含义。杰·威洛比-米德的直觉是正确的。他所阅读到的故事译本，应是荷兰汉学家高延在《中国的宗教体系》提供的英译本。高延在翻译时，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但将“乾”（干）误读为乾坤的“乾”（天），将“麂”误读为“鹿”，从而形成了“天鹿”（Celestial Stag）这一听上去颇为美好的译名。这个美丽的名字，让“乾麂子”的故事在跨语种的流传过程中，逐渐褪去了现实的悲凉色彩。

至韩江笔下，它终于彻底“变”成了一种善良而富有灵性的动物，走进了韩国的煤矿故事。虽然意象被误读了，但韩江将其用于描述矿工及底层人民的处境，却又意外地符合“乾麂子”故事的本色。这个转写演绎，体现出了韩江对于“善”的信任。韩江书写疼痛与残酷，她知道善是美的，也是脆弱的，依然选择相信善可以是一种答案，或者至少是我们在面对无法理解之悲剧时，可以依凭的一种态度。哪怕，这种答案可能只是一瞬间的光亮，就像“乾麂子”在黑暗中抽掉的那一口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