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荔枝有两种，即原产于菲律宾的菲律宾荔枝（Litchi philippinensis Radlk）和原产于中国南方的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前者为野生种，没有食用价值；后者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栽培历史已超过两千多年，素有“百果之王”“果之牡丹”的美誉。1513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开启了西方国家收集、探索和研究中国植物的序幕。荔枝作为原产中国且享有盛誉的果品，很快进入了来华西方人的视野。葡萄牙人克路士（G. Cruz）1570年出版的《中国志》，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了这一中国佳果。自此，到访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和科学家们持续地关注、介绍乃至引种荔枝。

到了19世纪早期，欧洲学界已经对荔枝的植物学特征、发展历史以及荔枝果实的化学成分、药用价值有了较为全面的认知。伴随着对荔枝认知的加深，欧洲人一些引种的尝试也随之产生，一些气候较为适宜的欧属殖民地得以成功引种中国荔枝。18世纪下半叶，热衷于植物收集和引种的法国人普瓦夫尔（P. Poivre）就将中国的荔枝等水果引种到了地处热带的法属殖民地留尼汪岛。1775年，克拉克（T. Clarke）将中国荔枝引种到了英属殖民地牙买加的植物园。18世纪末，荔枝被引种到了法属殖民地毛里求斯和荷属殖民地圭亚那。约1853年，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时任总督职务的英国人义律（C. Elliot）将荔枝带到了英属殖民地百慕大。荔枝作为一类不耐低温的植物，在欧洲进行规模化种植显然并不可行，但是有一个案例可以证明欧洲人曾经付出的努力。

1816年，英国农业先驱奈特（J. Knight）建设“温室”种植荔枝、龙眼等果木，并成功地使龙眼结了果。但这是罕见的，记载此事的、1835年在伦敦出版的《爱德华兹植物学名录（第七卷）》也明确地说这是“欧洲独有的一个案例”。182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帕克斯顿植物学杂志与有花植物名录（第15卷）》也指出：“欧洲植物学家早就熟悉这种植物（荔枝），早在1786年它就被引入这个地区，但是它从未被大量种植。”

西方国家中，尽管欧洲多国最早关注中国荔枝，并在引种方面做了尝试，但对比而言，美国、澳大利亚的引种无疑是最具备自然条件。伴随着淘金热时期华侨移民的大量涌入，1854年前后，荔枝就进入了澳大利亚。美国的佛罗里达、波多黎各、夏威夷等地与华南地区的纬度相近，为荔枝的成功引种和推广提供了必要的气候条件。1921年，来华的首位农业传教士、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美国园艺学家高鲁甫（G. W. Groff）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广州出版了世界范围内第一本荔枝科学研究专著——《荔枝与龙眼》。通过这本著作，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已成功引种中国荔枝，实现了初步的规模化种植，还在荔枝科学研究领域处在了世界领先的位置。

一、华侨最早引种荔枝至美国

19世纪下半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批民众前往已经工业化的美国谋生，其中一些人就将家乡的荔枝带入了美国。在当时的美国，荔枝干被称作“中国坚果”（Chinese nut），许多城市的华人商店均有销售。夏威夷最早成功引种荔枝，尚为夏威夷王国时代的1870年，广东香山县籍著名华侨领袖陈芳（C AFong）委托运载货物的船工，将家乡的一株荔枝树苗运到了夏威夷，栽在他的房屋附近，但并没有成活。1873年，陈芳委托同乡郑赤连同荔枝树苗生长的土壤一起运来，结果成活，成就了一段佳话。这株当地最为知名的荔枝树被当地人称作“Afong树”。其后，陈芳又成功地引进了榕树、木兰花、玫瑰花和鸡冠花。这些花木在岛上繁衍，被称作“中国情调”，为来岛观光的各国游客津津乐道。夏威夷的第二次引种荔枝是数年后，种植于考艾岛，被称作“Wailua 树”。上述两棵荔枝均为桂味，生长繁茂并结果。两棵树引种成功后，夏威夷人非常喜爱它们的果实，纷纷在家庭花园中种植。之后，Sing Chong、Wong Kwai、Wong Leong、Luke Chan（从姓名判断，上述人员应为华侨）及乔丹（E. W. Jordan）等个人也多次引种荔枝，但成活率非常低。在缺少专业护理的情况下，长时间的海上运输极易造成种苗的死亡。有一个案例，曾有400株荔枝种苗引入，仅四株得以存活。

早于1880年，荔枝首次被引种至佛罗里达州，地点是桑福德附近,但此事并未引起很多的关注。据美国农业部1896年出版的《美国的坚果栽培》记载，佛州栽培荔枝已有多年，在麻萨诸塞州园艺学会1883年6月26日举办在玫瑰和草莓展览会上，已有来自佛州的艾默里（C. Amory）培育荔枝树所结出的果实参展。波多黎各引种荔枝也较早。1903年，美国国家博物馆出版的《波多黎各的经济植物》也如此记载：“（荔枝）在波多黎各可能是最成功的水果之一，并且一经广泛地引入就显现出了价值。……应用插枝方法繁殖是一个难题，但已有少量有进取心的园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1897年，荔枝首次引种至加利福尼亚，不过种苗是来自印度。此外，1900年以前，在华盛顿的一处温室里就生长着一棵荔枝，此树虽然已开花，但并未成功结果。

二、蒲鲁士取种福建莆田

1898年美国农业部成立植物引种处（后几度更名），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大批“植物猎人”前往世界各地搜猎农作物资源。迄今所见，植物引种处首次获得中国荔枝，是由莱思罗普（B. Lathrop）和费尔柴尔德（D. Fairchild）1901年11月20日在广州采办的黑叶和糯米糍荔枝苗木。两人均为美国境外农作物引种的先驱，费尔柴尔德还于1903-1928年间担任了植物引种处的负责人。1890-1917年间在福建莆田传教的美国人蒲鲁士（W. N. Brewster）是美国引种荔枝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位推动者。他深信荔枝种植在美国拥有美好的前景，先后于1903年、1906年两次自费从莆田将莆田荔枝名种——陈紫船运到了美国。蒲鲁士1907年出版的著作《新中国的演进》对第一次引种作了细致记载，摘录如下：

我早就想把这样美味可口的水果携带回国试种，供国人去尝。乃于1903年秋天回国度假之便，用四个大木桶装了四棵树木苗(荔枝、龙眼各二棵)，外用木条钉好，沿途亲自照料。每天浇水，直至到达目的地，先是雇用民夫，由莆田扛到福州，转由海运到上海，再搭横渡太平洋的邮船回国。在邮船上照顾树苗，倒觉困难，除得另花一笔钱给船上的管事和水手外，还得随时亲自管理照料。邮船到达旧金山时，树苗保护得完好，经过海港园艺苗检疫员克拉夫特先生的严格检验后，准予进口。……陶赛特（P. H. Dorsett）先生是华盛顿农业部派他去加利福尼亚南部创办苗圃的，专门引进各种热带、亚热带果树，进行驯化培育。当克先生告诉他有荔枝、龙眼树苗进口后，他就于我还未到达旅馆时找到我，我立即满足他的要求，将这四棵树苗交其带去。经定植后，生长良好。两年后农业部来信要我设法再运一批树苗，准备在佛罗里达州、波多黎各和南加州推广。而且他们一定也会像中国果农一样，用高空压条的方法，进行大量繁殖。

蒲鲁士第一次送抵的荔枝苗木虽然只有两株，却轰动一时。例如，虽然蒲鲁士的两株荔枝未在佛罗里达种植，却有美国学者评价说，与1880年之前的第一次引种相比，蒲鲁士的事迹对佛州荔枝产业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1898年，美国农业部成立了外国植物引种处。蒲鲁士引种事迹引起的轰动，无疑是与美国农业部的高度重视有直接关系。蒲鲁士1906年10月的第二次引种（引种编号：21204），被高鲁甫评价为“时间最早和最为成功的引种之一”。此次他所运送的二十箱陈紫荔枝苗木（这些种苗及其繁育的后代被称为“蒲鲁士荔枝”），回美国后先是被种植于华盛顿的温室，后于1907年9月29日至次年2月7日先后被农业部送到了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夏威夷等地种植（表1）。从这年开始，美国农业部境外植物引种处开展了一项将荔枝引进种植的专项项目。

1901年，夏威夷农事试验场成立，境外植物的引种、适应性研究、品种测试是其主要业务。1907年，美国农业部送给该场的三株蒲鲁士荔枝，正是其荔枝繁殖的开端。蒲鲁士的贡献并不限于此，他1906年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荔枝栽培法》的文章，内容涉及荔枝的种植、施肥、防害、灭虫等方面。谈及荔枝害虫时，蒲鲁士特别强调：“如果这些（害虫）不能跟随进口的荔枝树进入美国，那么它们就不会对荔枝树造成烦扰。”1907年7月至次年1月间，植物引种处陆续收到蒲鲁士提供的文章及照片，后者也是该部门第一次收到挂有成熟果实荔枝树的照片。

三、引种中国荔枝的热潮

1907年，刚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园艺学学士学位的高鲁甫启程前往中国。1908年1月抵达广州后，高鲁甫开始了岭南学堂（基督教教会学校，后更名为岭南大学）的任教生涯。高鲁甫很快就被校方安排对原产于华南的荔枝和龙眼做了详尽的调查。就职于岭南大学的中方人员曾如此评价高鲁甫的工作：“（高鲁甫）集中精力在研究华南果树尤其是荔枝、龙眼，他去过不少地方调查，采集不少的果树种类，进行育苗、嫁接工作多年。”此外，高鲁甫还利用一切机会将广州的优良荔枝品种送到美国。由表2可见，截至1921年，已有超过11个中国荔枝品种被引至美国（后来的种植推广证明，只有黑叶、桂味、田岩、山枝等少量品种在佛罗里达得以存活，在夏威夷则有更多的品种能够存活）。取种人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有高鲁甫、蒲鲁士、关约翰（J. M. Swan）等。取种地方面，以今天的广东，特别是广州居多，其他地区包括福建、上海、江苏、海南等。缘何广州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首先，高鲁甫以及波普诺（E. Popenoe）等美国学者均将广州周边地区认定为中国荔枝栽培最为适宜的地区。再者，当时的岭南大学已经成为美国本土之外最为重要的荔枝研究基地，如在此就职的生物学家考活（C. W. Howard）就专门研究对荔枝危害最大的害虫——荔枝蝽象，这类工作被校方看作是“对于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以及中国都非常重要”。除植物引种处外，夏威夷农事试验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威夷农事试验场1912年的年度报告就有记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荔枝植株，以及通过植物引种处收到的植株，生长情况非常令人满意，可视为已度过关键阶段。”

表2 美国自中国取种荔枝情况统计表（1902-1921）。说明：（1）资料来源于高鲁甫的《Describing Florida varieties of lychee》《The Lychee and Lungan》，“引种地及相关信息”一栏为笔者补充，主要参考美国农业部植物业局编辑出版的系列读物《进口种子和植物目录》（Inventory of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的相关引种记录；（2）加注“*”的为夏威夷农事试验场引种编号。

四、引种带动科学研究

美国得以成功引种中国荔枝，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学者在荔枝科学研究（特别是栽培方面）的积极推进。1915年，时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哲士（F. D. Cheshire）在植物引种处刊印的《植物移种》上发文介绍了广东的挂绿、玉荷包、黑叶、甲甴枝、淮枝、苎麻子、塘壆、桂味、山枝、红绣球、糯米糍、妃子笑、凤凰球、香荔、尚书怀等15个荔枝品种。热衷于引种荔枝的美国人深信，中国人能做到的，他们一样可以。佛罗里达的泰勒（W. S. Taylor）长期钻研荔枝的培育，到1915年他已经让三棵荔枝树开花结果，他曾对涉及荔枝的英文著述做了摘录，并撰文呼吁佛州的人们种植荔枝。1917年，夏威夷农业试验场的园艺学家希金斯（J. E. Higgins）撰写的《夏威夷荔枝》系统介绍了该场在荔枝栽培领域的研究成果。瑞德（B. E. Read）1918年通过实验总结了荔枝果实的药理活性和食用价值。曾多次来华的美国农业部植物学家施永高（W. T. Swingle）用大量数据对比了广州与佛罗里达多地的气候条件，指出：“佛罗里达南部与华南的夏季气候非常相似，如果荔枝在冬季能够得到妥善保护，荔枝在佛州无疑能够找到家的感觉。”植物学家科威尔（F. V. Coville）的《荔枝：一种菌根植物》通过实验证明，荔枝更适合于在酸性土壤种植。1920年，波普诺所著《热带与亚热带水果手册》对荔枝的栽培、繁殖、产量与季节、害虫与灾害、品种等相关方面做了长篇介绍。

1921年，高鲁甫出版了英文专著《荔枝与龙眼》。该书内容以荔枝为主，可谓是当时荔枝研究的“百科全书”，内容既包括中国荔枝的人文历史，栽培相关的气候、温度、土壤、繁殖、品种、病虫害等内容，又介绍了西方国家相关的文献记载、引种及科学研究等情况。此外，该书还附有69幅插图，大部分为1913-1920年间广州及周边地区荔枝的相关照片，附录部分还刊载了多篇美国荔枝研究的论文、宋代蔡襄《荔枝谱》英译版、明代宋珏《荔枝谱》卷二《荔社》的英译版等内容。高鲁甫如此总结这部书的价值：西方园艺学家对荔枝、龙眼认知非常少，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有关信息；中国果农的这些理论与实践，对西方果树生产具有借鉴意义；为有志于引种荔枝、龙眼的园艺学家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有助于西方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科学。除了切实的行动外，高鲁甫写作该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样是为美国引种中国荔枝服务。

荔枝尽管只是西方国家引种的数以千计的中国植物之一，但其引种历程却是不平凡的。高鲁甫曾言：“居住在华南地区的多数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对荔枝充满了热忱。”中国荔枝的文化感染力，再加上华南地区的临海区位优势、众多海外移民、对外贸易优势等因素，使得荔枝成为了来华西方传教士最早关注的果品之一。自1570年起，他们不间断地以文字、绘画等形式向西方国家介绍荔枝，并且将果实和种苗带出了中国。进入19世纪中叶，华南地区大批民众前往西方国家谋生，让承载着乡愁的荔枝成功地落户异国他乡。19世纪末至1921年间，美国农业部成立植物引种机构，组织“植物猎人”来华，实施荔枝引种计划。来华传教士、外交官、生物学家等人员将大批优良品种的种子、苗木提供给了引种机构，再加上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迅速推动了美国的荔枝规模化种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蕴藏着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原产我国的荔枝无疑是属于最具价值的一类。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让我们不禁感叹中国荔枝的魅力之大；另一方面，我们更是得到警示，这就是需要牢记历史教训，继续完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制度，以进一步规范境外人员获取我国遗传资源的行为。

（本文曾以《西方国家对中国荔枝的关注与引种（1570-1921）》为题，刊于《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本次于媒体首发时，作者对原文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