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7月21日，英国和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丹麦等2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结束加沙冲突，并表示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为政治解决巴以冲突作出努力。

　　从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到2025年6月24日以色列与伊朗经历短暂的高烈度“十二日战争”，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的冲突大致完成了一个循环。在此过程中，已经变成战争机器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叙利亚以及作为“抵抗之弧”核心的伊朗进行了循环式的打击，使“抵抗之弧”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中，以色列还裹挟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进而使伊朗遭遇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当前，在“抵抗之弧”中，除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相对低调未遭到严重打击外，其他力量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并难以对以色列发起较具危险性的攻击，只有胡塞武装仍高调地进行反以斗争，但也很难对以色列形成严重的威胁。颇为吊诡的是，在以色列完成对伊朗的打击后，又回到此次冲突的原点加沙冲突，继续对哈马斯进行打击，使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加严重，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数次停火谈判均陷入僵局。

　　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冲突以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为开端，亦即哈马斯通过挑起冲突对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和以色列右翼激进政策表达强烈抗议，但其悲剧性在于在经历了近两年的冲突后，哈马斯自身和整个巴勒斯坦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而由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作为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组合而成、以伊斯兰主义为反以意识形态的奇怪联盟也似乎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受此次冲突的影响，巴以问题、“抵抗之弧”、中东地区核心矛盾、中东地区格局和秩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无疑是新一轮巴以冲突演变为第六次中东战争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性质特殊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与“抵抗之弧”冲突的规模和影响显然已经构成第六次中东战争，但它显然不同于前五次中东战争。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是阿拉伯国家集体反对以色列建国而引起的战争；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英国、法国与埃及之间围绕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的战争，其特殊性在于它是埃及与以色列以及老牌殖民国家之间的双重冲突，并非纯粹的阿以冲突；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是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最严重的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此一蹶不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则是埃及为进行埃以谈判的“以打促谈”之战。战后埃及和以色列逐步媾和并于1979年建交，埃及基本上已退出阿以冲突。阿拉伯国家也因此分化为温和派和抵抗阵线，从此以后再未爆发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集体对以色列的战争，阿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变。

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为消灭转移到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而发动的战争，最终迫使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力量脱离巴以冲突前线，转赴突尼斯等非洲阿拉伯国家。这次战争是阿以冲突转变为巴以冲突的标志，也决定了中东不太可能再爆发阿拉伯国家集体与以色列的战争。尽管叙利亚、黎巴嫩也参与了战争，但此后阿以冲突已转变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其形式也已发生巨大的变化。

　　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哈马斯领导的大起义和1988年巴解组织宣布巴勒斯坦建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以来，巴以问题和阿以问题日益剥离。其突出特点是，无论是冲突与和平，都是相关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分别展开，如叙以、约以、黎以、巴以谈判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谈判形式。阿拉伯国家已经很难集体对抗以色列。

　　但是，正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斯兰主义成为伊朗凝聚哈马斯、真主党等力量反美、反以的意识形态，而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尽管并不信奉伊斯兰主义，但却充当了“抵抗之弧”的枢纽，成为伊朗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渗透的走廊。此后，日渐形成的“抵抗之弧”与以色列、美国矛盾的累积，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即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爆发后不断外溢，并演变为以色列与“抵抗之弧”全面战争的历史逻辑。

　　因此，在近一年前的评论中，笔者就把这场冲突定性为第六次中东战争，并强调了其不同于前五次中东战争的特殊性：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仅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异常残酷的对抗，而且以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冲突，乃至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外溢方式，对中东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且造成了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与美国、以色列的阵营化对抗。

第六次中东战争对中东地区格局的冲击

第一，“抵抗之弧”遭到毁灭性打击，其组成力量或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或进行重新定位，或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其作为整体性力量复兴和重建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

首先，哈马斯陷入生存危机。在“抵抗之弧”的众多力量中，哈马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即使是阿拉伯国家的加沙重建计划也把哈马斯排除在外，而以色列仍未放弃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因此，哈马斯已难以挽回失去加沙统治权的结局，甚至其组织存续也面临严重危机。

其次，黎巴嫩真主党遭到严重削弱，黎巴嫩更加向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核心沙特靠拢。目前，真主党武装一方面受到以色列沉重打击，另一方面面临以色列和黎巴嫩国内要求其解除武装的压力，进而使其军事和政治地位受到双重削弱。从黎巴嫩国家层面看，逊尼派力量显然有所上升，并在国家定位上向沙特和西方靠拢。

再次，叙利亚重返阿拉伯世界，并且向沙特和美国、西方靠拢，并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甚至不排除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可能。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后，沙拉领导的过渡政权在地区层面远离伊朗并积极重返阿拉伯世界，向阿拉伯国家靠拢，尤其是更加倚重沙特；在国际层面则向西方靠拢，美国已解除对其制裁。伊朗和俄罗斯等影响叙利亚的传统力量地位一落千丈，尤其是叙利亚作为“抵抗之弧”的枢纽地位将不复存在。

最后，伊朗作为“抵抗之弧”的核心，在是否重建“抵抗之弧”问题上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伊朗在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中受到严重削弱，在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层面均面临严峻挑战。伊朗遭遇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其领导的“抵抗之弧”与美以的矛盾冲突，更植根于其输出革命的地区政策。无论如何，未来伊朗重建“抵抗之弧”的可能性都已经微乎其微。

第二，中东地区核心问题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伊朗问题日益成为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以色列与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之弧”的矛盾成为地区主要矛盾，并有可能再度爆发冲突。

　　长期以来，阿以冲突的巴以化（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阿拉伯国家退出阿以冲突）——民族冲突的宗教化（宗教因素作用上升使伊朗通过支持伊斯兰主义组织介入巴以冲突）——以伊矛盾的结构化（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矛盾主导巴以冲突）——美伊矛盾的伊以化（美国与伊朗矛盾和以色列与伊朗矛盾交互影响），是导致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合流，并导致伊以冲突爆发和扩大化，以及美国被迫参与的深层次根源。

　　具体说来，传统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新生的地区热点问题伊朗问题纠结在了一起，即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外交尤其是支持伊斯兰主义的“输出革命”外交，使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与巴勒斯坦问题捆绑在一起，并使巴以问题与复杂的伊朗核问题，根深蒂固的美国与伊朗对抗等“伊朗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而使巴以问题、伊朗问题实现了捆绑。而巴以问题构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的载体，并最终超越出巴以冲突走向当下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大规模冲突。在此次冲突中，美国压制以色列和伊朗实现停火，以色列和伊朗的根本矛盾和伊核问题均未得到解决，未来以色列和伊朗因矛盾激化再度爆发冲突并挟裹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第三，美国中东政策混乱对中东地区的破坏作用持续上升。

　　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中东政策最大的特点是无道、无序和无常。首先是无道，主要表现为美国已放弃过去拯救中东和民主改造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转向利益优先、侧重交易的实用主义。其次是无序，主要表现为美国的中东政策缺乏系统性、全局性、协同性的战略规划，而是带有投机性、随意性的战术应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除着眼于美国利益之外，既缺乏宏大的战略目标，也缺乏系统的战略安排，而是以短期利益为主的一系列投机行为。最后是无常，主要表现为美国中东政策缺乏持久性和可持续性，通常是缺乏可信度的威慑或漫天要价受阻后始乱终弃，使美国中东政策的信用不断下降。这同样在美国对巴以冲突、胡塞武装、伊核问题的政策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以美国此次对以色列-伊朗冲突的政策为例：美国在与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默许、纵容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又悍然打击伊朗核设施，随后又压制伊、以在缺乏监督和保障的情况下实现脆弱的停火。由此可见，美国对此次冲突的危机处理是十分简单粗暴而又缺乏信誉的霸权主义做法，不仅无助于地区安全的稳定，而且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国家形象，也将不可避免地加剧美国中东霸权的衰落。

　　此外，伴随美国在中东的破坏性作用增强，以及大国在中东竞争的加剧，大国协调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难度不断加大，这在加沙停火问题的大国协调失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第四，中东地区格局重组加快，三大次区域分化严重，沙特、土耳其的优势地位突出，以色列和伊朗的影响力下降。

　　近年来，受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两场冲突及其外溢，以及地区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不同等因素影响，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处在不断重组之中，并使中东地区大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境遇。从地区大国的角度看，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传统强国的地位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分化。

　　由于受国内发展、对外政策、国际和地区形势等因素影响不同，沙特、土耳其在地区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它们对于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斡旋调解，对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重要性上升，都使其国际地位和地区地位不断上升。以色列尽管在军事安全上优势突出，但其在外交上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难逃战术胜利、战略失败的命运。伊朗的处境则更加艰难，其领导的“抵抗之弧”遭到重创，地区影响力和辐射范围大为萎缩，且在核问题上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第五，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和战略投机同时加强。

　　近年来，特别是2021年中东地区的和解潮流、发展潮流不断深化以来，中东国家对内更加重视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对外不选边站队，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外交政策。就阿拉伯国家而言，它们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与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更为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展开了多元合作，并在巴以冲突等地区问题上坚持自身的主张和方案。土耳其在美欧俄之间的平衡外交更加从容。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敢于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与美国、欧洲和北约进行斗争和博弈，甚至采取与美国相悖的政策。

但是，由于大国协调、国际约束下降，地区国家在战略自主增强的同时，其战略投机的动机和行为也在不断加强，中东国家中的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埃及均具有“摇摆国家”的特征，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大国关系、域外核心利益（东非、北非）、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投机行为，都加剧了地区国家的竞争和热点问题的复杂性。

　　总之，第六次中东战争的独特性在于它源于巴以冲突，但其冲突的主体、性质和影响却越来越偏离巴勒斯坦问题，其结果是不仅巴勒斯坦的处境更加艰难，巴以问题的解决更加无望，而且通过以色列与“抵抗之弧”的冲突滋生和孵化出更加复杂的恶果，进而使中东地区格局再次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异变。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