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届世博会上，甘肃馆中展陈的“焉支盛会——隋朝张掖万国博览会”壁画。

史志林 张旭

大业五年（609年）的隋帝国正处在鼎盛与危机的临界点，黄河两岸的粮仓米粟积贮，大运河的漕船昼夜往返不息，长安城的坊市间飘荡着波斯商队的驼铃声。但在帝国北疆，东突厥汗国正在悄然崛起，他们的铁骑随时可能突破长城防线，进犯河西陇右。而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正在青海湖集结兵力，游骑屡屡进犯张掖。这个占据河湟要地的政权，像楔子般插入隋帝国与西域之间，阻断了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黄金通道。

大业五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御驾西征，这场历时大半年的帝王巡狩，西达张掖，其间，宴设西域诸王、分置新土，还召集西域诸国举行“万国博览会”，此次西巡不仅是中国古代帝王西巡的绝响，更是一幅展现隋帝国战略的全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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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巡游，在隋炀帝时期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在位的14年中，仅有5年留守长安或东都洛阳，其余时间均在巡游四方，隋炀帝曾经三次南巡江南、数次北巡塞外、三次巡狩辽左地区，河西陇右反倒是隋炀帝唯一一次向西的巡游之旅。在声势浩大、耗资无数的巡行之举背后，是充分的政治考量与现实需要。

隋朝混一宇内，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政权割据的分裂局面，但河西陇右地区正处于中原与草原的交接地带，长期以来草原部族的侵袭使得该地经济衰败，百业待兴。隋炀帝时期，吐谷浑逐渐形成强大威胁，大业三年（607年）、四年（608年），吐谷浑就曾联合党项对河西诸郡屡次展开侵掠，虽然被时任张掖太守阴世师击败，但很快又卷土重来，实施对张掖的抄掠。更致命的是，吐谷浑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不断压榨西域诸多小国，源源不断地汲取经济利益以壮大自身，极有可能成为威胁隋帝国西部边疆的巨大隐患。这也就迫使隋炀帝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帝国西陲，成为推动帝王西巡的动力之一。

隋炀帝的西巡，除了对吐谷浑阻断中原与西域交通的考量，还与裴矩的河西见闻有着密切关系。裴矩为隋代能臣，隋炀帝时，西域胡人客商大多行至张掖而止，在此与中原进行贸易往来。由于裴矩熟悉西北边陲事务，隋炀帝便命裴矩掌管与胡商贸易之事。裴矩知晓隋炀帝有经略西域之意，利用与胡商互市的机会，广泛搜罗西域44国的姓氏、风土、山川、物产等重要资料，编辑成《西域图记》三卷，该书如今已散佚，但根据保存在《隋书·裴矩传》中的“序言”来看，该书以图为主，包含西域诸国人物丹青、题记以及交通路线图两大部分。

人物丹青图像按照其本国的服饰仪形特点刻画，无论是王室成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有所呈现。而交通路线图中将所有山川要害之处都一一指画，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自敦煌西行前往西域的北、中、南三道，其中北道从敦煌向北到达伊吾（今哈密市），沿着天山北麓西行，依次经过伊犁、怛罗斯、咸海、里海，从而抵达地中海；中道也从敦煌出发，沿着天山南麓西行，途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撒马尔罕等地至地中海；南道从敦煌出发后，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经过鄯善（今若羌）、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地区）等地抵达地中海。

此外，在序言最后，裴矩格外陈述了征讨突厥与吐谷浑的必要性，“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突厥与吐谷浑进犯河西的举动严重损害了西域与中原丝路贸易，西域诸商翘首以盼隋炀帝出兵征讨，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隋炀帝西征的兴趣。《西域图记》上奉炀帝后，炀帝果然大喜过望，连日召唤裴矩，亲自询问西方之事，并且下定决心要征讨吐谷浑，重新打通西域通路。可以说，裴矩所撰的《西域图记》，既为隋炀帝西巡奠定了理论与资料的基础，又极大地推动了隋炀帝河西巡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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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西巡之旅始于大业五年（609年）三月初二，西巡队伍由长安出发。四月初三巡行队伍于陇西（今甘肃渭源附近）围场狩猎，初九抵达狄道（今临洮），随后向西穿过洮河，于二十七日自临津关（今甘肃临夏市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渡过黄河到达西平（今青海乐都），隋炀帝在西平陈兵讲武。随后大军西进，五月初九在拔延山（今青海化隆县西北的青沙山）围场狩猎，随后北上经过西宁后，于十四日进入长宁谷（今西宁市北川河河谷），随后先后翻越星岭（今大通县朔北乡元朔山）与金山（今门源县西南达坂山），十九日在金山附近大宴群臣，二十日抵达浩亹河岸（今大通河），但由于渡河桥梁在炀帝过河后便损坏，朝散大夫黄亘等9人被问斩。此时，隋炀帝一行已经深入吐谷浑境内，炀帝诸将与吐谷浑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各有胜负，但由于力量悬殊，吐谷浑部只能且战且退。至六月初八，西巡队伍推进至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扁都口），此时风雪呼啸，山路狭隘难行，随行士卒竟然“冻死者大半”，可谓损失惨重。十一日，西巡队伍最终到达张掖。

大业五年（609年）六月十六日，在张掖诏告诸郡特开四科举人。十七日，隋炀帝至燕支山（今山丹县焉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全都佩金玉、被锦绣，列队于道路两旁，全程焚香奏乐，且歌且舞，以此彰显朝觐中原皇帝的诚心。而隋炀帝命令张掖至武威沿途士女盛饰纵观，以彰显中原王朝的强盛。为了瞻仰皇帝圣容，沿途数十里均被车马堵塞，可见热闹恢宏的场面。伊吾吐屯设为表臣服之意，更是献出西域数千里地，不费一兵一卒便拓土千里，隋炀帝自然极为喜悦，并于次日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广开屯田，将原本吐谷浑占据的河湟地带均纳入中央统治，对于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有着重要作用。二十一日，炀帝在观风行殿接见西域诸国使臣，要求各国“盛陈文物”，这也就是如今闻名于世的“万国博览会”。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举办的第41届世博会上，甘肃馆中展陈的一幅“焉支盛会——隋朝张掖万国博览会”的壁画便是描绘此次隋炀帝在焉支山下让各国使者“盛陈文物”的盛景。

在展陈文物之余，隋炀帝邀请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于“观风行殿”，更有三十余国使者陪列于下。“观风行殿”是隋炀帝命宇文恺等人设计的一座有轮子可移动的宫殿，平时闲置于洛阳皇宫之中，此次西巡也将其携带至张掖。该宫殿各部分可以拆解分离，在需要时再重新拼接聚合，殿中可容纳数百人，下置轮轴，推移起来异常便捷迅速，《隋书·宇文恺传》就记载“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可见这种“高科技”对西域诸国的惊吓。在宴会上，有炀帝亲自审定的《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作为伴奏，并且设有“鱼龙漫衍”以供娱乐。所谓“鱼龙漫衍”，是我国古代百戏杂耍之名，《隋书·音乐志》便有记载：“鱼龙漫衍之伎，常设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各种奇珍异宝陈列于前，“九部乐”以及“鱼龙漫衍”嬉戏于其间，终于将此次炀帝西巡的举动推向最高潮。此次西巡所获，显然远超隋炀帝所料，二十三日，在张掖便诏令大赦天下，免除陇右诸郡一年的赋税和徭役，并且免除经行地方两年的赋税和徭役。

在今武威城墙角下出土的一块石碑《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证实了隋炀帝在博览会结束之后，车驾东行，途经番和县（今永昌县），并亲至北山瑞相寺感悟天地，瑞相寺也因隋炀帝而改名为感通寺。由此向东经武威，一路沿庄浪河谷东南行至金城（今兰州），在金城关渡过黄河，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回到长安。该道路自汉代以来便已通行，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北击匈奴以及赵充国平定西羌，均由长安行至金城渡河往河湟地区。大业五年（609年）九月二十日，隋炀帝车驾驶入长安，宣告着此次西巡圆满结束。

隋炀帝此次西巡历时近7个月，行程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多地，总里程达到5000余里，对河湟甚至西域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此次西征吐谷浑取得巨大胜利，迫使吐谷浑南逃，诸部内乱，终隋一代，再不能形成阻断丝路贸易的庞大势力，而且隋炀帝趁势直接在青藏高原北缘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并置设积石镇等军镇保护屯田，这对于维持周边安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另一方面，隋炀帝讨灭吐谷浑之举无疑彰显了中原王朝的强大军事实力，不但重新打通了由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终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中西互不相闻的局面，而且极大地增强了西域诸国通使中原的信心。此外，举行于张掖的“万国博览会”，不仅彰显了中国的强盛与富庶，还表达出与西域诸国开放包容、友好往来的强烈愿望，大业十年（614年）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等25国来朝的局面，无疑充分彰显了炀帝西巡之后，“中国”之名远播西域、丝路贸易欣欣向荣的繁荣情形。如此种种，也为唐代前所未有的繁荣丝路贸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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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巡狩河西之行已经告一段落，隋炀帝在张掖所见所闻仍使其意犹未尽，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洛阳城南的端门街有角抵大戏，角抵即类似于摔跤、相扑的民间娱乐活动，此外还有天下奇技异艺云集，恰似“万国博览会”时的“鱼龙漫衍”，隋炀帝心痒难耐，竟“数微服往观之”（《隋书·炀帝纪》）。此外，“万国博览会”上诸国来朝的情形也并未消失，反而成为定例，根据《隋书·音乐志》的记载：“大业中，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其中情形，一如张掖“万国博览会”时置设之仪仗，其影响之深远如此。

隋炀帝此次西巡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起到了重要影响。首先，隋炀帝设立的西海、河源、且末、鄯善等四郡八县，首次将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拓展到了青藏高原北缘，并且重新掌控了西域东部地区，这也为唐代重新取得对西域的统治权奠定了基础。征伐吐谷浑的过程，也是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大业五年（609年）五月二十九日，西巡队伍在浩亹河（今大通河）流域遭遇吐谷浑仙头王，自知深陷重围，仙头王率领男女十余万口降于隋，如此大规模的降民归附，极大地促进了汉族与吐谷浑民族的交往交融。其次，此次西巡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后，西域诸藩的使者往来相继、不绝于路，虽然使得途经州郡疲于送往迎来，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发展与道路建设，为唐代繁荣发达的丝路交通与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河湟地区新置郡县与军镇屯田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除了本地屯田，隋炀帝还命“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隋书·食货志》），粮饷输送同样也是地区交通路线与经贸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河湟地区与中原地区有了更为紧密直接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诚然，耗资巨大的西巡队伍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额负担，也间接导致了隋代二世而亡的悲惨结局。尽管国祚短暂，但隋炀帝西巡构建的朝贡体系、开通的商道、积累的西域知识以及置设的郡县，都被唐朝全盘继承并发扬光大。当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时，历史的回响里依然飘荡着大业五年的余韵。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隋炀帝的西巡恰似投石问路的惊鸿一瞥。这场耗资巨大的政治巡游，既暴露了帝国体制的脆弱性，也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战略视野。当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还在舞动长袖，当西域古道的驼铃仍在风中叮咚，大业五年那次旌旗招展的西巡，始终在提醒我们：这不仅是帝王个人的政治巡视，更是中华文明突破地理局限、主动拥抱世界的壮丽尝试。当驼铃声响彻河西走廊，一个超越军事征服、更具包容性的天下秩序，正在黄沙与绿洲间悄然生长。（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本文系兰州大学文科振兴计划B类团队（青苗工程）项目《丝绸之路中段南线兴衰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25lzujbkyqm013）及兰州大学（青稞计划）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中古时期河州渡口群的交通路线调查与研究》（2025lzujbkyxs03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