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李蕾    每经编辑｜肖芮冬    

又一位知名公募基金经理踏上了“公奔私”的道路。近日，安信基金旗下的百亿固收名将张翼飞卸任所有在管产品，离职后下一站或去往私募机构，引发行业关注。

2025年开年，公募行业就掀起一场基金经理“离任风暴”，多位知名公募基金经理相继“清仓式”卸任，离任人数创下近年来新高。

其中，“奔私”成为不少离职公募基金经理的重要去向。从管理规模达百亿元级的行业顶流，到深耕细分赛道的“黑马”，这些公募基金经理选择褪去光环，转身投入私募江湖，试图开启新的职业篇章。而此现象背后，不仅是这些公募基金经理个人职业选择的变动，更折射出行业格局的深刻变化。

那么，过去那些“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如今光景怎样，是否还能延续在公募赛道时的荣光？哪些因素影响着他们的业绩表现，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影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日前就此展开调查。

离职潮涌：政策与市场双重驱动下的行业洗牌

2025年的公募基金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人才流动变局。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5日，年内离任的公募基金经理数量已经达到了196人，即将突破200人。这一数据也达到了近年来的历史峰值，较2024年、2023年同期分别增长11.4%和20%。

其中不乏知名公募基金经理“清仓式”卸任。例如建信基金周智硕、泰达宏利基金王鹏、华商基金周海栋、景顺长城基金鲍无可等，都是备受行业和投资者关注的名将。而在这些离任的公募基金经理中，转战私募基金的不在少数。

纵观近年来公募行业的人才流动，尤其是绩优公募基金经理的离任频率，通常都和市场牛熊周期存在一定关联。过去十余年间，“公奔私”曾出现过几轮浪潮。

第一轮浪潮始于2007年的牛市，开启了公募基金经理转向私募领域的早期探索。

第二轮浪潮2012年左右启动，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与前一轮相比，这一时期“奔私”的知名公募基金经理数量大幅增加，王亚伟、胡建平、冯刚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第三轮“公奔私”的序幕则在2020年牛市行情中悄然拉开，并延续至2022年。在此期间，董承非、崔莹、周应波等多位知名公募基金经理陆续离开公募行业，或自主创办公司，或加盟私募平台，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而目前这一轮，从去年开始至今，一批公募老将相继离任，掀开新一轮公募基金经理“奔私”热潮。

对此，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指出，这一现象是由监管政策、市场与行业结构等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2025年5月实施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是关键转折点。新规要求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全面推行浮动费率制，公募基金经理薪酬与三年期业绩强绑定，业绩低于基准超10个百分点，绩效薪酬显著下调。”刘岩表示，这一机制直接打破了“旱涝保收”的行业生态，迫使业绩不达标的公募基金经理主动离职或被淘汰。

同时，头部基金公司凭借投研资源和平台优势形成“虹吸效应”，使中小基金公司生存空间大幅压缩。2025年一季度，非货管理规模前十的公募机构市场集中度升至58%，造成中小公募公司的知名基金经理为寻求更好的资源支持，大量选择跳槽至头部机构或“奔私”。

与往年相比，之前的公募基金经理离职潮，多是由个人或市场等单一因素引发，而今年的离职潮，更多是在行业从粗放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背景下，行业整体对投研模式、人才结构等进行主动调整的结果。

“比如，很多基金公司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有意加大投入，构建团队化、平台化的投研体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和专业水平，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与新体系不匹配的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离职潮中，新老交替加速的现象更为明显。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公募基金经理离任，而新任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相对较短，行业经验断层问题开始显现。这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人才梯队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私募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同时，公募机构专业人才纷纷转向私募领域发展。这一趋势主要源于私募基金在投资决策上更具自主性，且薪酬体系与业绩挂钩更为紧密，为专业人才提供了更大的价值实现空间。

那么，这些“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究竟业绩如何？

业绩分化：平台红利消退后的能力试金石

私募排排网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公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人数已达到863名。

从这些人的职业路径来看，“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主要有两种选择：自立门户成立私募公司，或加盟已有私募平台。一般来说，自立门户者希望完全掌控投资决策，发挥个人风格；加盟成熟平台者则可借助既有资源，降低初创期的运营压力。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要靠业绩说话。

私募排排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私募市场共有30995位基金经理，其中有公募从业背景，也就是俗称的“公奔私”基金经理共有886位，占比约3%。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这886位有公募背景的私募基金经理，旗下有业绩显示的产品共有292只，2024年全年收益均值为18.43%，在所有类型的基金经理中排名第二。但正收益产品占比却是几类基金经理中最低的，说明了产品业绩分化比较大。

再来看看这些“公募派”基金经理去年的业绩情况。据机构统计，去年，这类产品中表现最好的是杨萍管理的善择先锋3号，全年收益率超过200%。此外，还有多只产品年度收益率超过50%。

Wind数据显示，在全市场有数据可查、采取主观多头策略的3248只私募产品中，2024年净值增长超过50%的达到132只，其中净值翻倍的有32只；采取宏观策略的私募产品有164只，其中2024年净值增长超过50%的有39只，净值翻倍的也有4只。

也就是说，放在整个私募行业来看，“公募派”基金经理的业绩算不上顶尖水平，且个体业绩差异显著。

再具体来看，从近几年“奔私”公募名将的业绩表现来看，可谓是几人欢喜几人愁。

例如，中欧基金原知名基金经理周应波在2022年成立上海运舟私募，引发业内广泛关注。随后该私募发行的首只产品开售首日即大卖30亿元，公司也很快步入了百亿私募之列。

不过到2023年，上海运舟私募被曝出旗下产品重仓股遭强平的消息，此后公司火速辟谣。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官网数据显示，2024年，上海运舟私募管理规模已回落至50亿~100亿元，当初和周应波一起“奔私”的另一位公募名将陆文俊也选择了“单飞”。

私募排排网和好买基金网的资料显示，目前，上海运舟私募旗下能查询到业绩的产品仅有运舟致远1号1期，基金经理就是周应波本人。这只产品成立于2023年12月5日，阶段收益如下：由于产品成立时间并不长，因此从成立以来的收益来看，还是可以排进同类产品前50%；但如果只看近半年的业绩，几乎就是在同类产品后30%的水平。相比之下，周应波在公募基金时的代表作——中欧时代先锋、中欧明睿新常态等，任职回报在同类产品中排在数一数二的位置。

还有曾被誉为“创业板一哥”的中邮基金前知名基金经理任泽松，2018年收购集元资产，转战私募赛道。中基协备案信息显示，集元资产当前备案在管的基金有16只，管理规模在0~5亿元，没有向上突破。

几年来，集元资产旗下产品以“大开大合”出名，单周净值涨跌幅超过20个百分点，也不是什么稀罕事。Wind数据显示，由任泽松管理的3只产品，在其任职以来亏损都超过30%，尤其是从2022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亏损幅度，也引发了业内对于他本人依赖高成长赛道策略的质疑。

还有部分机构旗下产品的管理规模逐步下滑，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走到门庭冷落、销声匿迹。

今年3月，猛犸资产主动注销牌照。该机构由兴全基金（现改名为兴证全球基金）前知名基金经理陈扬帆创办，也曾名噪一时。凭借曾经“公募男神”的光环以及过往管理产品的业绩加持，仅2015年上半年，猛犸资产备案产品就达到20只之多，显示出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但在成立后不久，猛犸资产和陈扬帆本人就陷入了“非常规提成事件”风波。此后，这家机构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直至今年注销。

华安基金原总经理童威也曾在2021年创立相程私募，但不到三年便主动注销了管理人登记，7只产品全部清算，匆匆为这场创业画上了句号。

此外，去年8月，泓德基金原副总经理、知名基金经理邬传雁正式“奔私”，成立了深圳市一诺私募。如今，近一年时间过去。中基协信息显示，目前，一诺私募旗下共成立了5只私募基金产品，其中仅有1只是今年成立的，公司管理总规模在0~5亿元，属于稳扎稳打但步子走得比较慢的代表。

事实上，私募基金赛道竞争相当激烈。除了星石投资、淡水泉等早期的“公奔私”机构经过近20年牛熊历练，凭借长期累计的正收益坐稳百亿规模，大部分转战私募赛道的公募基金经理情况，都和一诺私募相似。

潮起潮落，人来人往，才是这个行业的常态。而在这种分化背后，“平台依赖度”是关键变量。

双向流动：行业生态重构中的平衡之道

在刘岩看来，“奔私”基金经理在公募时期的高收益中，平台红利的贡献比例因个体差异和市场环境而异，综合行业特征与典型案例来看，平台红利对其业绩的贡献率可能在30%左右。

刘岩拆解了平台红利的几大构成：在投研覆盖广度方面，公募基金公司通常拥有百人级投研团队和全行业覆盖能力，而私募的研究团队规模普遍只有10~30人，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后，可研究覆盖范围可能会比之前缩减50%以上，导致其赛道打法失效。

在交易执行和风控体系方面，公募基金的智能交易系统和多层风控体系是业绩稳定的重要支撑。头部公募的算法交易系统可实现毫秒级订单执行，且风控系统能实时监测持仓集中度、流动性风险等指标；而私募因成本限制，往往使用第三方交易系统，在极端行情下可能出现订单延迟或风控盲区。

“平台依赖现象在公募‘奔私’经理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在他们从公募转向私募的初期，这种依赖往往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总的来说，大型公募公司往往为其基金经理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从专业的投研团队、先进的交易系统，到强大的品牌背书与广泛的销售渠道，上述种种优势叠加，构成了明星基金经理过往高收益的‘安全垫’。”刘岩总结道。

也正因如此，一方面，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明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现象。刘有华提醒称，部分投资者出于对“明星基金经理”公募时期业绩的追捧而盲目跟投，这种决策方式存在较大风险。需要认识到，公募与私募在运作机制上存在本质差异：私募产品的投资策略更为灵活多变，其业绩考核标准、市场应对方式与公募有显著区别，这导致部分转投私募的公募基金经理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另一方面，随着公募基金经理的离任以及资管人才流动成为常态，这场“公奔私”浪潮并非单向迁徙，而是资管行业生态重构的开始。

刘有华预计，未来3~5年，公私募行业将呈现人才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在市场环境波动和监管要求趋严的背景下，私募机构的部分专业人才可能会重新选择公募平台。与此同时，私募领域灵活的投资机制和更具吸引力的收益分配模式，仍将持续吸引公募精英加入。

这一趋势将促使两类机构各自优化发展路径：公募机构需要着力打造系统化的投研平台，通过工业化运作模式降低对个别基金经理的依赖；私募机构则需在保持策略灵活性的同时，重点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健全风险管理框架，并建立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专业品牌形象。

刘有华进一步表示：“这种差异化发展将推动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形成更加健康、多元的生态体系。”

封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