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新规的过渡期，有没有可能延长？这是监管部门的课题，但从市场及历史经验考虑，延长过渡期有一定可行性和必要性。

如果说的耸人听闻些：过渡期的具体安排，可能关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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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大限临近，助贷平台的心态从欣喜转向悲观，如今甚至带些绝望，核心问题在于会员权益 —— 直白地说，就是24%~36%的市场能否继续？

这决定了一个客群是否能继续经营，也关乎平台风险是否会引爆。

助贷新规要做的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它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案例：2018年之后的P2P。

从体量上讲，助贷当前的资产总量可能是当年P2P数倍乃至10倍。（当年很多P2P平台并无真实资产。）

当年体量更小的P2P衍生的逃废债问题，到今天仍未消弭，甚至升级成了一个行业——反催收，威胁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同样的，监管一个P2P都需要“1+3”框架，监管数万亿规模的助贷是否不到2000字的新规就可以实现？

新规更像一个面面俱到的顶层设计、框架，需要细化之处很多。

如果细化，那么政策制定和制定前的摸排、讨论需要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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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管经验上看，一些大的行业调整是需要循序渐进、逐步落实的。

比如原银监会2012年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下称《资本办法》，“此标准一出，各大银行纷纷表示“压力山大”。经过与监管层的讨论与平衡，再加上监管层为配合政府宏观调控节奏，也需要适度放松监管要求，于是银监会在《资本办法》的基础上，妥协出一个6年过渡时间表。”而助贷新规的过渡期仅有半年，这让助贷平台及背后的金融机构多少有些猝不及防。

助贷是否可以参考这个路径，通过逐步压降会员权益费率、或逐步压降利率，比如每年2%、3%或4%的比例分6年、4年或3年压降？同时，对于36%以上的超利贷严厉打击。

这么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不会影响降低利率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为监管与市场的相互调节留出充足的时间，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系统性风险，不是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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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P2P不同，助贷的资金来源于中小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如果说P2P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是引发了逃废债之风，间接影响了金融系统的资产质量，那么助贷则需要金融机构的直面冲击。

得益于增信和分润两类模式并存，过去几年里金融机构的不良率表现甚至好于许多知名大行，但这些银行自身的风控能力并不完善。

融担模式下助贷不良率或已超过10%，在“一刀切”式的强监管下，助贷平台可能直接被引爆；即便未被引爆，随之而来的逃废债也会导致背后资方的业绩变脸。

事实上，许多金融从业者已经有了一个预判：新规落地后，消费金融一定会爆，指的不是某个机构，而是行业。

会爆到什么程度？恐怕即便是当前利率在24%以内的平台和金融机构，也无法独善其身。

首先，P2P的涉众性体现在资金端，而助贷业务的涉众性体现在资产端：资产真实且高度小额分散，通常需要百万级用户才能支撑起一个百亿级平台。这意味着，如果助贷爆雷引发逃废债风波，将会比P2P剧烈很多。

其次，助贷的用户群体的一大特性是共债，他们中许多已经有持牌金融机构还是大厂金融的授信，授信用光后才在助贷平台上大量借款，而借款金额很多是借新还旧。

从这个维度看，如果直接卡死会员权益，金融机构及24%利率区间的助贷平台将面临大量用户现金流枯竭的问题，进而导致不良率攀升。

助贷新规的总体方向没有错，降低用户融资成本更是有利于金融系统的长期健康，但短期内一刀切就像是一次刮骨疗毒，它的必要条件是：金融机构都像关公那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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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为助贷平台做一个最差情况的推演：10月1日，强监管落地——大量资金方抽离资金，小平台抵御风险能力差率先爆掉——反催收宣扬逃废债——融资链条的最后一环爆掉后，叠加逃废债影响，24%以内的助贷平台不良开始攀升，有限的利润不再能够覆盖坏账——24%以内的平台开始暴雷——影响到存量数万亿的大厂助贷。

上文已经阐述，助贷的资金来自于金融机构。

所以，也可以为资金方做一个最差情况的推演：10月1日，开始停止与24%+平台合作——小平台爆掉且无法覆盖坏账，风险进入金融机构自身——24%以内平台开始出现风险的同时，逃废债影响自营业务的同时——过去靠助贷躺着赚钱的金融机构业绩变脸——其他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风险，开始同业挤兑——风险开始传染。

这还没完，因为资产端涉众型问题，千万级用户（若不考虑共债影响，可能更多）受到逃废债诱惑，社会信用环境恶化。

当然以上是最差情况的推演，但如果你认为上述推演路径的每一环都有可能发生，那么最差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单个中小银行与助贷的合作可能是数百亿级别乃至更高（考虑大厂助贷），如果按照10%的不良率计算，新增不良将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当前银行业的真实不良，从业者最清楚，他们是否能抵抗这种“刮骨疗毒”要打一个问号。

系统性风险的一大特性是传染，上面推演的结果如果发生，那么结果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开端。  

事前耸人听闻一些，总好过亡羊补牢。

这种风险处理起来可能比处理某商银行暴雷、某大暴雷更加困难，因为牵扯机构太多，牵涉的人群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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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贷的群体极为下沉，这意味着它天然存在三个社会价值：1、促销费；2、抑制民间高利贷乃至超利贷；3、社会矛盾的吸收和缓冲器。

第一个价值不用赘述，第二个价值在过往已经多次论述：助贷截流了民间高利贷、超利贷的需求，以一个相对可控的融资成本落地。

第三个价值，源于这部分用户群本身。很多撸口子的老哥并不是不知道24%+的利弊，相反很多人是抱着“发工资”的心态“撸口子”；有意思的是，撸口子老哥的利弊，助贷平台也知道。

如果老哥们撸不到“口子”会去做什么？人活下去总是需要钱的，复习下这个群体源于什么特点，才会去撸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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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延长过渡期，进行助贷业务的软着陆，有没有可行性？

窃以为，当前助贷新规虽然只是大体框架，但监管思路十分成熟，如后期配合细节性政策出台，软着陆可行性极高。

比如第四条的“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可以借此，先干掉一群融资成本在36%+的超利贷平台，完成软着陆的第一步。

再比如第三条“（商业银行总行）针对不同平台、不同产品的规模、增速、集中度、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形成率、代偿赔付率等指标实施严格管理。”

借助这一条款，可控制整个助贷行业及单个平台的体量，进一步细化至不同利率区间的业务规模，进而实现逐步压降利率及 24%~36% 业务体量的目标。

同时，这也能成为推动助贷平台完成过渡整改的抓手：配合整改的平台，按监管设计的节奏降低融资成本，可获得金融机构更多资金支持；不配合的平台，则在资金端强制缩量，逐步退出市场。

综上，不能小瞧一刀切的危害，也不能指望商人在利益面前的能够自律。     

如果过渡期能够延长，设置更多能够主动调节助贷行业的抓手，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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