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弗雷德里克·巴特是20世纪全世界最为活跃的田野工作者之一，也是族群研究绕不过的人类学家，他的经典著作《族群与边界》不仅开创族群研究新纪元，同时也是最让人类学学生“头秃”的专业著作。和他极度克制、冷静、简洁的文字不同，活跃在田野和课堂的巴特是一位风趣、幽默、真诚且热情的学者。

该书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巴特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几次田野调查经历和学术事件，同时对巴特与同时代人类学家之间的互动着墨不少，以实际事例描绘了一个始终坚守学术道德规范、勇于创新、深耕田野、笔耕不辍的学者形象，以及一代学科“创业者”的学者群像。

《游牧的人类学家：巴特的人类学旅途》，[挪威]埃里克森 著，马建福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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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家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巴特职业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他在国内外写作和演讲。在伦敦和美国人类学协会的讲座是最重要的，但他也去了其他地方，并且让卑尔根的交流活动继续下去。1964年，他为弗斯和经济学家巴兹尔·亚梅编辑的一本书撰写了一章关于巴赛里人经济的内容，同年，他撰写了一篇关于巴塞恩人和俾路支人领地边界的民族过程的文章，发表在乔治·莫根斯蒂纳纪念文集里。他还为区域民族志的丹麦读者写了另外两篇关于巴赛里人的文章和一篇关于中东的长篇文章。尽管在苏丹待了一年，但这期间他不再从事田野工作。与此同时，这些忙碌的岁月似乎只带来了成功。这无疑增强了他的信心，但他也发现了一些其他忙碌的人可能会认同的道理，即做很多事情的人总是会找到做更多事情所需的能量——只要他们能在正在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后来，这种现象通过心流心理学得到描述。巴特本人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

那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鼓舞人心和富有挑战的时期，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许可以说让我有点虚荣和自负，因为事情进展得非常快，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我似乎每次都会成功——无论是在研究地、在皇家学会、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社会科学学院的部门和委员会。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一个人的成就。

对巴特来说，他的野心随着成功越来越大。关于他专注和高效的故事达到了神话般的程度，但事实是，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悠闲、几乎懒惰的人。他必须给自己设定最后期限和目标，并强迫自己去实现它们，这一方面似乎颇为有效。另一方面，如果巴特在20世纪60年代大量的写作和演讲展现了他巨大而持久的能量爆发，那么他在卑尔根的同事们的生产力就明显下降了。卡托·瓦德尔是一个例外，他发表甚多，但却野心不大，最终只发表了挪威语文章。社会学家欧文·汉森曾做渔业项目研究，从未提交一份完成的出版物。布隆没有发表多少文章，但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社会语言学的经典文章。后来，约翰·甘珀兹、哈兰、西弗特斯、格伦豪格和亨里克森都将发表专著和文章，但无人像巴特那样雄心勃勃。在卑尔根的公共休息室和走廊里，人们有时会说，尤其是回想起来，大家写东西只是为了放在抽屉里，因为他们害怕弗雷德里克会对他们的业绩说些什么。很难判断这究竟是借口还是解释，答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虽然巴特没能把他的同事变成多产的作家，但至少确保他们做了田野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哈兰去了苏丹，西弗特斯去了墨西哥和秘鲁，布隆去了挪威和巴哈马的山谷，格伦豪格去了土耳其和阿富汗，瓦德尔去了纽芬兰，亨里克森去了加拿大的纳斯卡皮（因努），扬瓦尔·拉姆斯塔德去了美拉尼西亚，贡纳尔·索博在苏丹做了田野调查，齐格鲁德·贝伦岑几年后在卑尔根的一所幼儿园也做了同样的工作，而努尔夫·古尔布伦森去了博茨瓦纳，他们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受过良好的训练，甚至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巴特成功地在一所周边的小型大学里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类学社区，这被许多人所羡慕。

巴特只有30多岁，但他已经在人类学领域活跃了15年了，他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地位。因此，1967年初，当他向温纳格伦基金会申请资金，组织一个有十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同事参加的关于族群关系的研讨会时，申请立即获得批准。事实上，他还被鼓励提出申请。这次研讨会成果最终汇编成册，成为至今仍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人类学文献之一，即《族群与边界》。

原标题：《《族群与边界》作者、人类学泰斗巴特：田野里的学术传奇，却自认懒惰？》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袁琭璐

来源：作者：[挪威]埃里克森